李敏雯
渤海大学 辽宁锦州 121000
摘要：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教会教育对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可以说，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与教育教育联系密切。而教育教育又是通过教会大学来进行的。教会学校是近代历史上由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虽然他们存在时间不到一个世纪，但是它们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教育交流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教会教育；高等教育；近代化；影响
一、教会大学的历史传统沿革
教会大学是由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办,其模本是他们所熟悉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这样是为了让教会大学更好地被中国人认可,不少传教士尽力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对这些机构进行改变,但从历史沿革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它们与西方高等教育存在紧密的联系。
最初的大学是作为专业教育的机构而出现，具有反映世俗生活需要的特点。然而，由于中世纪西欧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基本控制在教会手中，因此，新形成的大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特别是在大学逐渐为各地接受以后，并日益表现出其发展潜力。此时教会立即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13世纪，教皇开始向大会学颁发许可证，或以训令的形式对大学进行认可。由于教皇在当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皇的认可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但也同时加强了学校的宗教性质和与教会的联系。学校教学内容以教会所认可的经院哲学为主，学校培养目标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会学校的教师。到近代之初，西欧的大学基本上成为教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美国在独立以前，其高等教育完全仿效西欧。最早成立的哈佛、耶鲁完全是教士的养成所。例如哈佛学院在1643年制定的规则规定:学校要使每个学生认识到他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即耶稣基督。
19世纪以后,美国出现公立学校运动,初、中等教育基本以公立学校为主,高等教育方面,州立大学也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美国始终存在着由教派所建,或带有浓厚宗教背景的教会学校系统,19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很多正是这些教派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教会都和高等教育保持紧密的关系。近代各国实行的政教改革以后,教会虽然不再对学校进行直接控制,但对教育的影响仍不可忽视。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末的宗教复兴运动中,美国的青年学生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
这些大学生传教士大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对神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本人的兴趣也并不在布道。但他们相信“人应该为上帝而生活,为上帝作些事情”,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信仰,用实际行动努力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这种19世纪以后,美国出现公立学校运动,初中等教育基本以公立学校为主,至于在高等教育方面,州立大学也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美国始终存在着由教派所建,或带有浓厚宗教背景的教会学校系统,19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很多正是这些教派学院的毕业生。这些大学生传教士他们对神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本人的兴趣也并不在布道。但他们相信“人应该为上帝而生活,为上帝作些事情”,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信仰,用实际行动努力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这种实际行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教育。
二、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变化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政府的腐朽统治，社会风气的败坏，封建文化大肆横行，从而深深地阻碍了先进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此时，教会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引入，无疑对传统的封建教育产生了冲击，这就导致其被迫改革。教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开设世界史课程。早期的传教士在传道过程中，会对外国的一些地理文化常识进行科普。
西方在华进行教育活动最初是以传教热情为动力，但至1920 年以后，这工作已涉及多方面人士一一包括宗教界和非宗教界的科学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等。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宗教界与世俗界的合流更为明显。高等教育的西式传统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主要渠道，教会大学的作用显然不可低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传教士普遍意识到:要根除老百姓盲目排外的情结，就必须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中国成功地培养有文化、有素养、有影响力的中国教会领导人。发展高等教育仅靠单个差会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集中不同差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三、教会大学与近代社会科学教育
近代社会科学教育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由于其所包含的些内容,如政法、新闻等,我们已放在前一部分介绍,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包含的经史子集内容,也就是人们习惯上常说的“中学”或“国学”。早在19世纪后半期,不少传教士已经意识到:教会学校的优势在西学,不在中学,教会学校要在发展中学上与中国自办学堂相竞争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一些教会学校或者把这一块甩掉,或者采取敷衍态度。一般说来,沿海口岸地区的教会大学,因为学生素质和市场需求的原因,往往更重英文和专业性较强的科目，而内陆地区的学校，特别是一些宗教色彩较浓的学校则比较强调中文和中国古籍经典的内容。然而，无论是哪一类学校，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都面临课程改革的任务。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高涨和教会学校中国化程度的提高,如何缓和中国人对教会学校的批评，使教会学校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的人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教会学校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早期教会大学大多以外籍教师为主，即使聘请一些中国籍教师教授中学课程，也大都地位很低。如何吸引有名望、有声誉的中国学者来教会大学工作，提高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史课程上的学术水平，在 20年代显得十分突出。当时，影响中国学者供职教会大学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信仰问题，二是待遇问题。
教会学校加强国学研究和教学固然有迫于外部压力的一面，但也并非完全不自愿。事实上，为了自己在中国社会上的形象，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也为了更有条件从外国获得资助，教会学校很愿意加强自己的国学研究力量，甚至成为这一方面的一流机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们为与中国相应机构比高低所做的努力，而是在探索如何用西学所特有的一些方式改进中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尝试。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让他们用中国人的方法和思维去研究中国的学问不但有些强人所难，而且未必一定有益。外国人在这一方面的长处是,不同的文化积淀和训练使他们有一份中国学者很难具备的置身庐山之外的清朗。这种特性有时会使他们的研究获得中国人很难得到的结果。
从整体水平上来看，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史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上不会超过，甚至低于很多国立大学的水平，但教会大学在这一领域中所采用的些方法和取得的成果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四、教会大学的独特贡献之处
1．教会女子的高等教育
女子学校在我国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教会所办的女塾,是我国女子教育机构的萌芽，随后又相继出现了教会女子中学和教会女子大学。
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教会女校步履蹒跚起步，教会的数量开始增加。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是教会女子学校快速发展的时期。教会学校数量和规模增加，办学重点由初等教育开始转向中等和高等教育。 在“五四运动”之前，普通的教会大学一般对男女学生进行分开招收，分开设校。五四之后，那些只招收男生的教会大学陆续开始对女性开放，而原来的女子大学则继续保持不变，呈现出混合办学的形式。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女生，所从事职业的范围广泛，包括教育、医学、宗教、文学等。
2．现代医学教育
西医是中国近代之后的引进品，它与传统的中国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医教育也是如此。传统的中医教育的一方面使医学教育缺乏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其社会地位和科学化程度。
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近代西医理论和教育在初入中国时虽遇到很大困难，但随着其显著的医疗效果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就得到了中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由于西医理论是与中医完全不同的文化的产物，而且，进行高深的医学研究与教育需要经济上的高投入，因此，近代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一般是西方人所办，在进行医学教育的西方人中，传教士医师是最早的事业开创者，他们所开办和主持的教会医学院是西医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渠道。
无论是传教士医师，还是世俗医学界人士，对西医科学的信念和希望在中国推进医学和医学教育的热情都是一样的。这使他们能携手合作，共同为传播医学知识、培养中国的西医工作者而努力。时至今日，半个世纪前毕业于教会医学院的一批医生们仍然在用他们的知识为人们服务。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承认教会学校在中国医学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并从更深层的角度去研究它们所起的作用。
五、教会大学的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教育模式，处在了历史罕见的巨变中，逐渐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传统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也对教育诉出了与传统相比大不相同的需求，但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学堂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与此不同的是，教会学校在中国本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教育体系十分完善，其中的教学内容的变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满足了当时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从而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大学也从主要培养宗教人才转变为培养中国的高教人才。
教会大学虽然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展现出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西方文化在东方伴随着思想控制和传教运动的肆意生长。一直以来它们就面临着来自中国社会的文化融合阻力和民族情感层面的矛盾碰撞，也就是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历史的问题。而教育本土化在今天仍然是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对教会大学的发展探究不能止步于此。
结 论
仅就教育的近代化而言，以教会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系统既是中国传统旧教育的历史否定物，又是西方教育模式的集中代表者。不管教会大学在否定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工作中是否表现出色，在中国被大炮轰出中世纪的社会转型期，它们注定要扮演历史所赋予它们的角色。教会大学的成长和发展虽然并不平稳、顺利，其管理体制、办学方式、课程设置等虽然不断引起争议，但最终日益为中国所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西方文化教育的刺激与示范，教会大学恰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刚刚走出封建主义一统天下的中国教育在教会大学那里，看到欧美教育的奇妙之处，其先进的办学方式，新颖的课程设置，高效的管理体制等，都深深影响到中国创建新教育的工作。
然而，与教会大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在国外学校接受过先进思想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也在不断壮大，并日益成为运用西学，建设中国新教育体制的主体。当教会大学不再是中国培养西学专业人才的唯一机构，中国人有能力从不同渠道获取西学知识并独立思考自己的近代化问题时，教会大学源于宗教，作为西方在华文教机构所具有的弱点就被人们所强烈地意识，并被这一时期不对等的中西关系所放大。当教会大学步履蹒跚地走过无数坎坷，一方面为自己越来越远离办学的初衷而苦恼，另一方面为自己日益加大的与中国社会需求的距离而困惑时，中国社会主要基于政治上的选择为教会大学的存在划上了句号。假如没有中美两国因朝鲜战争而起的矛盾激化、教会大学可能还会以更加中国化的方式存在。但是,当其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成为中国教育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后,它们还能否存在,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似乎就成了新的问题。无人能改写历史,但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研究清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论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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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敏雯，1996.06.05，女，江苏镇江人，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