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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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中宗李显为唐朝正式即位的第四位皇帝，其生平过往在史书当中存在有众多的谜团。在中宗初立时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情况，以武则天为核心的势力，以宰相裴炎为核心的顾命大臣，以中宗为代表的皇权，这三者势力在中宗初立时为争夺权力进行了明争暗斗。
关键词：唐中宗；《旧唐书》；政局
《旧唐书》是学者的研究重点，唐中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众多的学者对其有过深入的研究。陈良的《唐中宗乱作为“斜封官”》对唐中宗时期的官僚乱象进行了研究。欧佳的《唐中宗之死新论》对中宗的死因进行了分析。黄成运的《唐中宗之死与皇权之争》论证了中宗的死因和皇权斗争之间的关系等等。但对中宗第一次被立时的政局研究较少。拙文将以此为视角，如有不足恭请指正。
弘道元年（即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在其宣布的遗诏中有如下安排，“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版，本纪第五，75页。]首先确立太子的合法继承人地位，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在此之前高宗已经将太子由长安召至洛阳，“己丑，令唐昌郡王重福为京留守，刘仁轨副之。召皇太子至东都。”[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版，本纪第五，75页。]在这一安排皇太子李显被召至洛阳，但李旦的长子李重福被高宗任命为京留守，名义上是皇帝的最高代言人。当然由于李重福年幼，不可能将如此复杂的政务交给李重福，只是名义上的留守而已。同时以太子的老师兼属官刘仁轨为副，辅佐其处理行政事务。这也是高宗对皇太子即位的重要安排。当时高宗和武后以及文武百官在洛阳，长安作为李唐王朝的首都，不论是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高宗对于留守的选择更具有政治宣传的意义，在人选的问题上高宗以皇太子李显的儿子——李重福为京留守，从各方面来说高宗其实有更好的选择，选择李重福仍是为巩固皇太子李显的政治地位以及保证政权的平稳交接。首先从能力上来说相王李旦是更好的选择，相王李旦是高宗与武后的第四子，相王李旦是高宗仅存的三个嫡子之一。章怀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政治生命基本上已经结束。其他庶子不为高宗所喜，同样也为武则天所排斥，作为京留守不大可能。在中国“国赖长君”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年岁更大的相王李旦应是京留守的更优选择，且当时向王李旦正在长安。但是高宗选择李重福则是因为他是皇太子李显的长子，是皇太子一系，对于他的选择更倾向于宣传太子的政治地位。而且当时高宗在太子问题上频繁更立，选择相王李旦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解读为即将再次更立太子的前兆，引发各方势力的再次角逐和政局的不稳，不选择更加年长的相王李旦也是出于此考虑。
那就政治地位而言，有比李重福地位更高的选择，“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酺三日。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欲开府置僚属。”[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版，本纪第五，73页。
]高宗曾在永淳元年将太子李显的嫡长子李重照立为皇太孙，李重照的皇太孙的身份远比李重福更加高贵，未选择李重照则主要是应为年龄太小。首先是作为京留守即使不需要处理实际的政务，也需要代表皇帝出席一些仪式性的活动。以永淳二年七月任命京留守为时间算，李重照这时还不到两岁，很明显不能胜任这一职务。其次中国古代婴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即使医疗条件较好的皇家也很难保证每个皇子长大成人，李重照当时只有一岁多，很难保证不会中途夭折。正是李重福作为太子李显的庶长子的因素，在中国古代“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思想影响下，高宗以李重福为京留守。
遗诏中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也是对皇太子平稳即位，避免太后干政的另一措施。对太后的权力有明显的限制，首先是军国大事问题，这类问题往往触及国家根本。在武则天确立皇后之后，整个高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都有参与，在武则天长期辅佐高宗处理政务过程中肯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对刚刚即位的中宗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处理朝政中高宗对武则天能力的肯定。但同时也是明确限制武则天的权力，也就是军国大事之外的日常性政事的决策权应由中宗自己进行处理。高宗刻意强调这一问题是非常合理的，首先高宗留下了以裴炎为代表的顾命大臣，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高宗时期崭露头角的能臣干吏，对政务非常熟悉。以这些人来辅佐高宗处理日常政务，提升政治经验才是高宗的目的。另外“不决者”也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即无法做决定的事情。从这句遗诏中可以看出高宗对太后武则天的权力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即信任武则天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完全可以应付军国大事类的紧急事件。可能正是由于太过了解的能力与强势，高宗有意做了条件限制。高宗的本意是想中宗在顾命大臣的辅佐下处理日常的政务还有一部分军国大事，另一部分无法做决定的由太后武则天定夺，本意是想在太后、皇帝、顾命大臣之间寻求平衡，但就是这种各方权力之间的交叉引发了很多矛盾。
《旧唐书》之中对于中宗初即位时期的内容记载甚少，不过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见。《资治通鉴》有载：“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首先是对皇后之父韦玄贞的提拔上，将韦玄贞由参军提拔至刺史，这种越级提拔与唐朝的官员升迁规则是相违背的。之后更是要将韦皇后同宗的韦弘敏升为宰相，韦玄贞提拔为侍中。从中宗对其岳父的职务安排虽然不合制度，但其身份特殊，而且有先例可循，尚能为辅政大臣的和太后所忍。但对乳母之子的五品官安排则引发裴炎的不满，唐代五品官有参与朝廷机要决策之权，中宗将朝廷名器授予乳母之子完全处于私心行为，此前并无先例。尤其是中宗和裴炎争吵中所说的“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则是辅政大臣和太后都难以接受的。首先对辅政大臣而言中宗对后族的提拔尤其使上文所提及的安排至侍中等机要官职，这势必与原有的辅政大臣的地位产生冲突。对太后武则天来说以韦玄贞为代表的后族势力的增强，肯定会削弱武则天、武三思为代表的母系势力，而且皇位乃是国家神器，岂能授予他人，此话显示了中宗的政治不成熟。因此有“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双方合作共同将中宗废黜。
参考文献
[1]黄成运.唐中宗之死与皇权之争[J].黑河学院学报,2020,11(09):155-157.
[2]欧佳.唐中宗之死新论[J].乾陵文化研究,2018(00):96-103.
[3]陈良.唐中宗乱作为“斜封官”[J].廉政瞭望,2015(03):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