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探究——以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E寨为例

发表时间:2021/8/9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第71卷5期   作者:黄 惠 叶 瑶
[导读] 以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E寨为研究对象
        黄  惠        叶  瑶
        云南艺术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  以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E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对影响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分析,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现状及特征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这几个方面:具体受经济发展水平、境内外民族政治文化及宗教、政治参与制度、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充分认识这些因素对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减少甚至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使我国少数民族更好地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以便更好地引导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探寻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边境村寨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新边境村寨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指的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是少数民族成员的一种普遍的政治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以此类推,边境村寨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是指以边境村寨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治参与,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深入研究边境村寨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理论,加深各界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认识和了解,也是有效完善和切实促进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本文选取较具典型性的云南省江城县康平镇E寨作为研究对象,从边境村寨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知识、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形式三方面进行发放问卷[ 在云南省江城县康平镇E寨实地调查过程中共发放500份问卷,收回有效457份。]与实地走访调查分析,试图描述和分析处于现代因素与传统地缘因素交互作用下的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村民政治参与的状况,继而深入挖掘和剖析其影响因素。质言之,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现状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这几个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境内外民族政治文化及宗教、政治参与制度、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边境村寨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愿望和心理需求不可避免地也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宏观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对我国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制约中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逐渐形成了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受教育的普及面,少数民族公民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了解、掌握政治信息的能力相继得到提高,这也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也是其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原因之一。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会对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制约的反作用。大部分边境村寨处在地理位置边远偏僻、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全国其他地区来说相对滞后。经济的相对不发达和生存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部分少数民族公民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加之较少与外界主动沟通交流,其政治参与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和盲从性。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采取过激方式参与政治活动,造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微观上看,影响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公民个人的财产和收入。公民个人的财产和收入是构成公民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它除了与构成公民社会地位的其它因素在共同发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的同时,还在独立发挥着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调查地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南部山区,占地3544平方公里,是云南省内唯一与老挝、越南两国接壤的县城,边境线长达183公里。康平镇E寨与老挝接壤,占地1.37平方公里,海拔900.00米,年平均气温19.60℃,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E寨居住着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村寨。虽然该县在国家精准脱贫政策的强大支持之下已于2020年5月17日正式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但是乡村振兴之路才刚刚开启,乡村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当下E寨少数民族公民的经济收入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依然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情况。因为公民只有在取得一定经济利益之后,才会渴望获得政治领域的利益来进一步保障经济利益的获取。一般情况,收入高的少数民族公民较之收入低的少数民族公民有更强烈的政治兴趣、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政治参与度相对较高。社会经济发展层次越高,其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也越高,反之则亦然。
        二、境内外民族政治文化及宗教的影响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反映在政治文化上则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深层次上体现为君君、臣臣等封建政治伦理纲常”[林霄红:《析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诸种因素》,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参与观念和政治参与行为。边境村寨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既受汉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民族习俗、生产方式、民族宗教、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包括积极和消极成分的本民族的文化体系。这些民族文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边境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自觉与提高的同时也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宗教信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广泛而深远,民族问题也往往与宗教问题相关联,宗教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政治参与”[林霄红:《析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诸种因素》,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在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宗教气氛比较浓的地区,在政府的政策制订过程和政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民族宗教组织的影响,就算政府严格禁止宗教的介入,宗教组织也会凭借它在信教民众中的影响力,渗透到政府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有序的政治参与。例如:在调查地E寨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公民都信仰基督教,想在他们中在发展农村党员比较困难,进而也就很难让他们对我们党产生归属感和信任感,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另外,调查地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老挝、越南两国接壤,边境线长达183公里。康平镇E寨则与老挝丰沙里省山水相连,有着传统的友谊。近年来,中老两国政府签订友好发展协议以来,双方边民交往、政府交流逐步增多,经贸合作不断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繁荣发展。其中最临近勐康口岸的老挝丰沙里省乌德县及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E寨两地的边民来往更是频繁,两地边民相互跨国赶集也很方便。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边境地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之中也改变着边民的思想及一些生活习惯。98%的被访者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这种明显民族优越感有助于边境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提高。

“老挝是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国家,佛教在老挝历史悠久,全国居民90%以上是佛教徒,佛教的影响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的伦理道德、业报轮回思想、十善十恶标准和教义、大多成为各民族人民的行为规范,人们谦和友善、心态平和、乐观向上,这对于维护王室统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张传鹤:《老挝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政策》,《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8期。]。这些思想也在影响着我国边民的参政思想,在政治参与方式上多采用合法手段,而不会采用暴力方式。
        三、政治参与制度的影响
        政治制度为公民政治参与规范了参政的渠道和形式,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界定了我国各族人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民族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表达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愿望和要求,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边境村寨基层民主,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影响,有些具体制度的建立与实行还不尽如人意。“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在我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的贯彻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如选举中的候选人提名制度、确定制度还不够完善,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又不够深入,更有甚者连候选人都不认识,所谓的选举也成了一个盲目在选票上填名字的没有实质意义的过程,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或代表意愿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边境村寨的少数民族公民搞不清楚人大代表大会是什么概念,只是盲目被动的参与投票过程。此外,村民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自治制度还不完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98年11月4号修订通过,并公布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政府的不恰当的干预,有些地方村务管理有法不依,少数干部说了算,对村务搞半公开,欺上瞒下,并没有取得所预期的效果。另外对于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来说,信访是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我国现行信访制度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实地调查中也有少数民族公民反映信访部门的工作时常是被动的,缺乏发现问题的主动性,常常都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少数民族公民主动到信访部门反映后才发现问题,进而造成解决问题的滞后性。总而言之,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实效的提升。
        四、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在社会地位的所有变量中,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例成正比”[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对政策、法律载体的汉语言、文字的掌握,直接影响到其政治参与的各个方面。边境村寨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的状况还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的能力。过去,各少数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的代表进入各级人大,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很难提出有质量的提案,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逐步完善,对代表们政治参与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代表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有学者研究表明,“积极参与政治的人,通常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只有那此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才对政治参与感兴趣”。在调查点E寨的问卷数据中,充分显现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政治参与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越喜欢谈论政治,越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意识和能力。本研究中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云南省江城县康平镇E寨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6%,中专文化程度占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6%。很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公民为主体,所占比例高达67%,样本个体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所以,边境村寨的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其获取政治知识的能力和渠道。
综上所述,对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除上述分析之外,还会有其他因素发生作用。例如:社会机会、性别、年龄、交通、新闻传播、信息输送等。云南各少数民族边境村寨多处于环境恶劣、居住分散、交通困难的地方,信息传输管道狭窄,政治沟通受阻,资讯传播缓慢滞后,大众传播媒介难以发挥信息沟通的应有作用,致使民族成员的了解、掌握政治信息、政治参与、利益表达、舆论监督等政治权利难以真正落实。而政治参与渠道是政治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通畅,政治参与就越加便利。就我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来看,某些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使政治信息的传递不够快捷,民族群众与政权机关、党政部门间的沟通不够及时,这必然抑制了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我们应当对影响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分析,要充分认识这些因素对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减少甚至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使我国少数民族更好地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以便更好地引导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探寻边境村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边境村寨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新边境村寨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平.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马啸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对云南民主政治建设历史和现实的考察[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黄惠(1984—),女,云南普洱人。云南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项目基金:云南艺术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新时代艺术类高校党支部组织力提升与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KYJJ01。云南艺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滇西南跨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018KYJJ070)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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