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欣
长沙理工大学
摘要：在中德翻译史上，宗教典籍翻译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玄奘佛经翻译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圣经》翻译极具代表性，两者扩大了中国和德国的本土文化，提升了文化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玄奘佛经翻译和路德《圣经》翻译属于跨时代活动，但19世纪的中国和德国均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通过文化民族主义视角，探讨在本国文化受到外来强势文化侵略时，玄奘佛经翻译和路德《圣经》翻译的后世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圣经》翻译、文化民族主义
引言：
玄奘佛经的翻译和路德《圣经》的翻译出自不同的时期，其影响也不尽相同，但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在面临领土被侵略，文化被挑战的情况下，想要文化自信，唤醒国民意识，就得思考文化以何自信？而玄奘的佛经翻译和路德的《圣经》翻译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提升均做出了贡献。
一、佛经和《圣经》在各自国家翻译的代表阶段
1.1佛经在中国的翻译阶段
佛教是三大宗教之一，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先人”。佛教于公元一世纪左右（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播到中国[1]，随着佛教在我国传播日渐盛行，佛经的翻译活动也得以发展。佛经的翻译在我国翻译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和隋唐北宋时期[1]。
1.2《圣经》在德国的翻译阶段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犹太教对世界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圣经》的翻译分为两个部分：《新约》和《旧约》，西方对于《圣经》的翻译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1]。而德国对于《圣经》的翻译集中宗教改革时期，其代表人物为马丁·路德。
二、中国佛经翻译和德国《圣经》翻译在翻译方法上的对比
2.1佛经在中国采用的翻译方法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正值道教受朝廷推崇之际，佛教只是道教的附属，因此早期的佛经翻译无政府支持，都是在民间信徒的集资下进行的。早期的外国传教僧人并不懂中文，翻译活动是“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2]，由此早期参与翻译活动的人数众多，但精通汉梵两语的人才并不多，且经验缺乏，语言学知识匮乏，不能很好的处理语言间的差异，所以早期的翻译大多以直译为主。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开始对佛经进行弘扬，佛经从私译变成了官译，翻译理论和技巧在这一时期初步得到了总结和整理，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主张意译。这一时期译家众多，且大多精通汉梵双语，语文功底深厚，风格大多不同，但基本上采用意译。随着佛经在我国传播越来越广泛，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出现了玄奘这样的伟大翻译家。玄奘开辟了中国佛教翻译史的一个新阶段，他之前的佛经翻译称为“旧译”，而他的译本出现之后的翻译称为“新译”。玄奘主张应注意原文风格，如果原文简单平实，那么译文就不应该做文字修饰[1]，由此也可以看出玄奘并非只采取直译或者意译，而是根据文体的不同需要，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唐朝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也导致我国的佛经翻译逐渐转为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
2.2《圣经》在德国采用的翻译方法
16世纪前的德国翻译，主要集中在拉丁语和德语的互译，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试图模仿拉丁语的语序、词法和表达习惯。但在16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德语与拉丁语毫不关系，德语应是一门独立的语言，不应该采用逐词对译的方法，生搬硬套拉丁语语法，而是认为“德语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一风格不能因模仿其他语言而遭到破坏”[3]，在此期间，比贝儿的拉丁语译本《德语谚语集》采用了意译的方法，保留了德语的语言风格。而德国对于《圣经》的翻译，伊拉斯谟的德国首次刊行希腊语《圣经·新约》的第一人，并从多角度阐发了翻译理论：1、必须尊重原作 2、翻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 3、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 4、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3]。
但伊拉斯谟对于《圣经》的翻译主要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遇到歧义时，译文采用一种可能的意思，而其他可能的意思放在注释或评论中。除伊拉斯谟外，德国对于《圣经》的翻译多达14种，但成就最高、影响最深的便是路德的《圣经》翻译，其德语版《圣经》对德语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对《圣经》的翻译先有希腊语《新约》，后有希伯来语《旧约》，他强调《圣经》的目标读者不光是懂双语、文化层次高的人，还包括普通老百姓。由此路德在翻译中采用意译的方法，让老百姓能看懂译文。
三、文化民族主义下玄奘的佛经翻译和路德的《圣经》翻译的后世意义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德国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到意译的过程，翻译方法的改变说明了译者翻译思想和时代需求的改变，翻译背后反映了社会问题。
3.1玄奘佛经翻译的意义
佛经翻译带来了新词汇，极大丰富了汉语，如“般若、刹那、涅槃等”，语言词汇的更新带来文化观念的更新，使文化思想上了新台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让清朝从睡梦中醒来，受到列强文化的冲击，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反抗和反弹行为，对此，吉野耕作认为“这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和受到威胁时发生的,试想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一种活动”[7]。梁启超在1918年访问欧洲后，目睹战后受到重创的欧洲文明从而反思西方文明，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坚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中国文化为尊，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让文化互补，对此梁启超还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8]他推崇玄奘佛经翻译中的直译方法，“相信中华民族文化具有这种强大的包容力，善于融会外来文化，从而能够实现民族“新文化”的构建”[9]，最终实现国家自强的目的。
3.2路德《圣经》翻译的意义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扩大了本土文化，例如,“‘偶像的奴隶’、‘战争的奴隶’、‘和颜悦色者’、‘强词夺理’、‘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和‘挑剔’等等都出自路德之笔”[5]在此之下，人们不再盲目地模仿拉丁语，德国的文学得到了提升，“新教教会的说教和唱诗都用路德的语言,一般诗歌和戏剧也用路德的语言,甚至路德的敌人也用他的语言,还有人根据它编纂出德语的语法”[6]。另外，路德在《保罗达罗马书》指出“仅只凭借信仰即可称义”，消除了教会对《圣经》的权威，为人民提供了反对教会的强大理论武器，由此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推动了宗教改革，“在西欧,民族主义与宗教改革直接相关,只有通过宗教战争才得强化民族主义”[4]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18世纪兴起于德国，它坚信民族特有的文化优越性，强调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18世纪的德国内部四分五裂，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可言，而法国大革命尤其是19世纪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国面临着领土占领的危机，且举国上下盲目地模仿法国文化，遭受着外来文化入侵。这时坚信德国文化的文学家们通过作品表达出民主精神，依靠文化独立来实现救亡图治的目的。
四、总结
虽然玄奘的佛经翻译和路德的《圣经》翻译始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两者都为其扩大了本土文化，使其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且带来的后世影响有相似之处。19世纪的中国和德国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面对外来文化的侵略，只有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背景下，坚信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唤醒国民意识才能在国家面临破碎的危机时刻，对外来强权做出反抗。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45,59.
[2]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罗新璋编《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55.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4]李家言.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圣经》翻译及其历史意义[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6(03):81-83.
[5]张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杰出领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李赋宁.欧洲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中国近代翻译文化概论. 郭延礼. 湖北教育出版,1997.
[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见《梁启超全集》第十卷,2987.
[9]李可.文化民族主义与梁启超佛典翻译研究中的异化翻译主张[J].外语研究,2019,36(06):76-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