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1，王红萍2,*
1武汉体育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2江汉大学商学院
* e-mail: wanghp0807@163.com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整体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地下经济的规模也随之扩张。在市场资源不断紧缩，经济环境加速趋于恶化的当前，分析地下经济主要驱动因素的诱发成因，并借助AMOS 21求解MIMIC模型，得出1999—2018年地下经济规模持续扩张，进一步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测度促使地下经济不断扩张的各个主要驱动因素对地下经济体量的影响程度，比较各个驱动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探讨对应的治理政策。对于规范经济市场管制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地下经济；MIMIC模型；灰色关联分析
一、引言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而地下经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病毒式的繁衍速度迅速扩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份额。我国地下经济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1990年的9.2%到2018年的26.1%，近几十年中，我国地下经济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增速持续增加。不同于地上经济扩大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地下经济由于不计入GDP的核算，且多为不正当行为，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消极的影响。地下经济的研究极具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本文研究对象正是统计体系无法穿透的地下经济领域，往往较为隐晦，存在直观数据获取与直接研究的困难，因此很难获得系统的数据支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总结前人对于地下经济的研究和测算方法，进一步更新和拓展变量的范围。选取更具有代表性和更适合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特色的指标来解释地下经济的扩张，同时以货币和金融数据的直观表现来反映地下经济的趋势变化，将多个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与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估计，引入环比差分方程，近似得出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进一步确认导致地下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剖析其驱动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管制与发展对策。
三、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1多指标多因素(MIMIC)模型
多指标多因素(Multiple Indicator Multiple Causes,以下简称MIMIC)模型，实际上是一种潜变量方法,该方法被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采用测量不同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皆得出了较为客观和符合实际的结果。Weck, Frey和Weck-Hanne-mann最早使用多指标多因素模型，又或者说潜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3]。国内现有的研究中，David Han-Min Wang首先运用了多指标多模型法来测算中国台湾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随后，如徐蔼婷、李金昌等学者也灵活运用MIMIC模型来测算我国地下经济规模来进行相关研究。
将上文中的MIMIC模型写为方程形式，为：
其中，为潜变量，在本文中指代地下经济。为模型的外生变量，是造成地下经济产生及扩张的驱动因素，为模型的内生变量，是潜变量地下经济的表现形式。为模型噪声。
2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我国学者邓聚龙（1982）提出，他提出的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根据各个指标的时间序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与参考序列关联程度的大小[4]。它的计算原理如下：
第一步对各个序列的数据做均一化（无量纲化）处理，减小各个序列由于量纲差异带来的误差。设为参考序列，它的取值为各个指标的最优值，代表最理想的状态。令
其中，
第二步计算差值序列，并取绝对值，得到差序列。记
其中，
第三步分别计算各个序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记各个最大值中的最大值为M,各个最小值中的最小值为m.
第四步分别计算各个序列的关联系数，记
其中，，通常取0.5，
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计算各个指标的关联度，记
其中，
（二）外生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总结国内外对于地下经济的研究和测算方法，选取了5个更具有代表性和更适合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特色的指标来解释地下经济的扩张，分别是：税赋负担、政府干预程度、就业情况、收入指标、物价水平。
1税赋负担
一般意义上来说，当人们的税赋压力越大时，越倾向于从事地下经济工作。这是由于当税率越高时，人们纳税的金额越大，税赋负担加重，人们因此有了偷税漏税逃税的动机，选择进行地下交易，从而产生地下经济。国内外关于地下经济的测算方法中，最为普遍的现金比率模型（CD模型）和多指标多因素模型（MIMIC模型）都将税负指标作为基本的外生变量。本文选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来代表人们所面对的税负压力。
2政府干预程度
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多加规制，使得人们有了躲避规制获得更大利润从而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动机。目前政府干预程度尚无明确的指标来度量，且地下经济行为多出现于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城镇[5]，农村地下经济体量更小更隐蔽，因此本文选取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城镇经济数据，本文采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总数的比例间接表示政府干预程度。
3就业情况
就业环境不景气时，人们找不到满足自身要求的工作，就会倾向于参加地下经济活动，所以本文认为就业情况越差，地下经济规模越大。根据王永兴(2010)的研究，我国地下经济与正规经济之间呈现周期互补特征，二者往往反向变动[6]。又因为正规经济占据着整个经济地主导地位，因此当就业情况差时，正规经济规模缩减，地下经济与正规经济呈现出互补效应，地下经济地规模扩张。由于失业率是最能反映就业情况地经济指标，且地下经济多见于城镇地区因此本文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反映就业情况的经济指标。
4收入指标
收入高低会对人们是否选择参加地下经济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但对于影响的方向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一种说法是，收入越低，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会倾向于利益更大的地下经济活动；另一种说法认为，收入越高意味着所要缴纳的税额越大，增加的税负压力会使得他们转为地下经济。显然，根据收入阶层与消费弹性的关系，第一种说法针对的是低收入人群，第二种说法针对的是高收入人群。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状，低收入人群占大多数，其行为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认为，当收入减少时，会促进地下经济的扩张，收入与地下经济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5物价水平
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人们对于经济状况的预期会受到影响，因此人们会选择从事地下经济活动，从而来规避动荡的经济状况可能带来的损失保证自己的收入。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物价水平的经济指标，来研究其对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
（三）内生变量指标选取
国内外研究学者多选择GDP和货币流通量作为地下经济规模的结果变量[7]。经济主体从事地下经济活动时，为避免课税和规避管制会选择以现金进行交易，因此地下经济活动频繁时，货币流通量也会相应地增加。因为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伴随着正规经济的发生，所以地下经济规模扩大时，GDP也会增加。GDP数据可以直接获取，货币流通量在其他研究中，有采用狭义货币供应量（M1）,也有采用流通中的现金量（M0）,本文认为地下经济活动多为现金交易，现金的流通量更符合本文的研究方向，因此选取流通中的现金量。
（四）数据说明
由于我国从1994年1月1日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为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本文从1999年开始，选取各个经济指标1999—2018年共20年的数据。借助SPSS 21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指标偏度的绝对值都小于3，峰度值的绝对值都小于10，说明调查数据的统计值基本上服从正态分布，可以采取后续的数据分析。
表2 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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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经济规模的MIMIC模型分析
借助专门求解结构方程的AMOS软件进行分析，本文使用AMOS 21进行最大似然估计迭代，软件运行结果中反映模型基本拟合程度的指标如表3所示，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λ2 /df <3，RMSEA<0.08，PNFI和PGFI的值都大于0.5，NFICFI的值都大于0.5，说明结构方程拟合情况较好。
表3 模型整体拟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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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环比差分方程，即为：
近似得出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如表5所示。
表5 1999—2018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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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近20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呈现出增加扩大的趋势。
五、主要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1999—2018年的地下经济规模持续扩展，且就业情况、收入指标和物价水平对于地下经济的影响较为显著，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进一步确定出关联性较强的驱动因素，从而得出促进地下经济规模扩张的原因以及提出对应的解决政策。
表6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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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收入指标对地下经济促进作用最大，就业情况次之，物价水平最小。由此可以看出地下经济的产生受收入的影响最大，受物价水平影响程度较小。
六、政策建议
1合理化提高工资水平
综合MIMIC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收入指标都是对地下经济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为地下经济规模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要直接有效地治理地下经济，需要尽量使得各经济主体的收入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使经济主体获得满意地薪酬收入，那么也就能遏制一部分地下经济活动地产生，从而控制地下经济规模地扩张。
2提高就业率
就业是人们获得经济来源地最主要渠道，当人们无法正常就业时就会倾向于参与地下经济活动，因此政府要致力于降低失业率，满足人们的就业需求。如引进外资企业、鼓励创业、开设机动岗位等来刺激就业，提高就业率，让经济主体尽可能少的参与地下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控制地下经济的扩张。
3减弱宏观经济调控力度
从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即宏观经济状况对于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较小，人们对于物价水平即宏观经济状况的敏感程度不高，然而政府通常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在调控物价水平上，为节约资源将其用到更加有效率的方法上，政府可以适当减弱宏观经济调控力度。
参考文献
[1] 邓聚龙. 灰色控制系统[J]. 华中工学院学报, 1982, (3): 9-18.
[2] 邓聚龙. 社会经济灰色系统的理论与方法[J]. 中国社会科学, 1984, (6): 47-60.
[3] 徐正云. 我国地下经济规模测量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9, 31(11): 133-136.
[4] 王永兴,景维民. 中国地下经济的区域发展分化: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检验[J]. 南开经济研究, 2014, (6): 44-57.
[5] 黄寿峰. 环境规制、影子经济与雾霾污染——动态半参数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6, (11): 33-44.
[6] 王永兴. 中国的经济规模被高估了吗?——基于地下经济的反证[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 (6): 74-92.
[7] 杨贵军,王航,刘燕. 基于MIMIC模型的我国未观测经济规模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4, (2): 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