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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地域文化因子

发表时间：2021/8/13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9月下作者：刘梦月

[导读] 地域文化是影响作家创作的众多因素之一,它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刘梦月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地域文化是影响作家创作的众多因素之一,它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分析阿来《尘埃落定》中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民间文化与神秘的宗教色彩等地域文化因子，以此来阐述地域文化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地域文化；边地；《尘埃落定》
        引言：阿来的《尘埃落定》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语境，阿来的创作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以内地为中心的格局，《尘埃落定》所展现的也就不再是对边地的一味推崇或批判，而是站立在一块高地上，看汉、藏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理空间的边缘性
        一般来说，作家的创作往往会受到生活环境、个人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阿来的故乡位于阿坝州马尔康县的梭磨。在这个地带，汉藏两种文化交互影响又共同存在，“既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而是各自保存了自己的独立性”。[1]这里既远离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又和藏族传统的宗教文化中心有较大的距离，体现了地理空间的边缘性，堪称藏域“边地的边地”。
        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确认是来自对空间的认知。小说第一章就介绍了小说主人公所处的地理空间：“骑楼有三层楼高，就在向着东南的大门的上面，向着敞开的山谷。寨子的其它三面是七层楼高，背后和整个寨子连成一体，是一个碉堡，对着寨子后面西北方向的山口上斜冲下来的一条大道。春天确实正在到来，平台上夯实的泥顶也变得松软了。下面三层，最上面是家丁们住的，也可对付来自正面的进攻。再下的两层是家奴们的住房。河谷向着东南方向渐渐敞开。”[2]圆形堡垒筑起了每一个土司所占有的领土，而堡垒围成的“官寨”成为土司辖区的民众在空间维度认知的参照物。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文学反映地域和地理文明。”[4]因此，建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民族历史、政治制度、宗教习俗以及风土人情背景上的故事，其所蕴涵的文化形态往往显示出某种“藏、汉”杂糅的特质，这两种文化所建构的张力空间就成了小说边地形象特征提供了背景支撑，独特的地域文化给小说增加了不一样的色彩。
        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地理与人之间的相互构成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地域文化是影响作家创作的众多因素之一,它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大多数藏地作家的作品都十分鲜明。而《尘埃落定》所描绘的康藏地区作为边地形象所显示的异域性、自然性、原始性、神秘性等特征，具体展现为异域性：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上难以通达、历史上长久的排斥、节日风俗的奇异；自然性：如画的物理环境；原始性：风俗文化发展的滞缓；神秘性：神秘的宗教色彩；残酷性：金钱与权力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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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尔茨的《地方知识：比较视角下的事实与法律》这样写到：“法律和民族志都是地方性的技艺，它们都凭借地方知识来运作。”[6]法律受地方知识的影响，在《尘埃落定》中：“土司们没有法律。是的,我们并不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但它是一种规矩,不用书写也是铭心刻骨的。而且比如今许多写在纸上的东西还有效力。”在没有法律的地区，人们依靠约定俗成的规矩，进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惯性心理。
一方面，体现在土司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时代订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地理空间的封闭性造成人的封闭性，圆形堡垒筑起了每一个土司所占有的领土，同时这堡垒筑起的还是古寨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在“我”看来，虽然市场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推动进步，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愚昧的封闭的世界在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融合，在相互包容。历史推动着官寨的发展，见证着历史的传统的文明走向没落，走向另一个开始。
        三、精神家园皈依：神秘的宗教色彩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 “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留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绝不因此完全消失。”[7在雄奇的大地上，人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人们随时面临着严酷环境带来的生死考验，进而通过宗教信仰寻求精神皈依。比如当傻子少爷生病的时候，济噶活佛能通过用药和念经治好少爷的病; 而在土司大地上古老的歌谣重新开始生长的时候，他又能查阅古书，知道歌谣重新出现是不好的征兆；又如“奶娘德钦莫措夭折的儿子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喇嘛们为亡者诵经这一行为是生者为亡者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 而将夭折的孩子水葬也是受藏传佛教影响下形成的殡葬习俗。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家园的皈依。
        活佛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世俗性与宗教的神圣性融合在一起，使活佛不是一个真正的活佛，就如傻子所说: “一个活佛一旦不是活佛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土司也成为一个间接掌握神权的土司，拉萨西藏的政教一体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存在于嘉绒藏区。”[9]这种情况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异于中原大地，在与拉萨的对比中，也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新的边地。
        结语：
        在《尘埃落定》中，这个处于汉藏两种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阿来对这个地区塑造明显地呈现出边地特有的风情与景观，这种充满地理因素的文化概念蕴含了文学与文化的双重阐释。当然，地域文化因子并不是让它成为边地文化的一种注脚，更多地是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异域色彩是如何为文本本身提供更深层次的意蕴，更多地是体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在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下，包含深刻的人性探索，展现出不一样的边地小说特征。
参考文献：
[1]黄云霞．阿来笔下的“异”文化形态及其意味［J］．当代文坛，2015( 2) : 61．
[2]本文所引《尘埃落定》原文均出自阿来著《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下文不再另注出处。
[3]殷实：《退出写作》，《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 9 9 8年第4期。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修订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刘梦月（1999-），女，四川省宜宾市，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