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咏梅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从古至今，语言、思维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关注重点。 魏晋六朝时期，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言意关系提出了“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文已尽而意有余”等见解，为中国诗学史上的“意在言外”之说拉开了序幕。
关键词：言意关系；文论家；六朝
Abstract：Since ancient t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thought and meaning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literary theorists.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Lu Ji, Liu Xie and Zhong Rong Wen Lunjia and other literary theo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eation, put forward such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meanings as “constant meaning does not match things, while text does not catch meaning”, “meaning is empty and easy to be strange, words are real and difficult to be skillful”, “text has been exhausted and meaning is superfluous”, which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theory of “meaning beyond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ics.
Key Words: Relation of word and meaning; literary theorists; Six dynasties
一、前言
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在汉代原本以儒家诗教为主导，强调诗歌与政教的关系，只是在魏晋以后，这种情形发生显著的变化。经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注意到，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应有它独具的特殊性。也就是在此时，诗学才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不再作为经学的附庸，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单独被提出来进行有关诗歌创作本身之规律问题的探讨。而会有如此的变化，“言意之辨”就是促使这些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
六朝的文学理论家们从文学独有的特殊性出发，结合了六朝玄学家们的论辩观点，提出符合文学特性的言意观。为了了解“意在言外”观念的形成，以下分别举出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的言论，剖析他们从文学创作之思考或艺术鉴赏批评的角度，所提出关于“言”与“意”关系的诸多观点，借此证明六朝文学、美学理论的发展，对中国古典诗论中“言在意外”观念形成的重大影响
。
二、魏晋六朝文论家的言意观
1、陆机
关于文学创作中言与意的关系，身兼文学家与理论家的陆机，最早提出“言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感慨，他在《文赋》“序”中说：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偶由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此处“物”指的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意”指的是主体构思过程中形成的情感意念，“文”指的则是将情感意念物化的语言形式。陆机将创作过程里那种主体构思中的“意”与客观外“物”不能切合的矛盾，以及语言符号不能有效传达“意”的情形，简单扼要地揭露出来。物、意、文所形成的矛盾，是每个创作者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都会遇上的难题与困惑。这是一种对言与意的理性省查和认识，思维所指涉的范围和所表达的内容，远非语言所能涵盖和详尽的表述，这便是语言与思维的非重合性和非一致性。
在“意与物”的关系中，“意”是“物”在创作主体头脑中的反映主体，所有情感的活动则是客观物色感召的结果，面对“意不称物”的事实时，主体究竟该如何呢？陆机有一段“收视反听”的建议。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而“文与意”的关系是指文学语言这个物质媒介如何使符号形式物化与传达意的相关问题，而究竟该怎样有效运用文学语言，该如何突破语言局限，完成传达情感意念的任务，陆机并没有提出很有建树的看法。
面对种种文学构思的问题，陆机除了提出“收视反听”外，也受到玄学家们的影响，认同可以通过“象”来表现语言所无法传达的情感意念。六朝不仅是人性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家与文论家们不但清楚的意识到言语之间的矛盾，也格外关注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规律性，于是不断的探索追寻，渴望找出能够超越语言的具体方法。这些尝试使“言不尽意”不再是文学创作者的难题，反而成为创作者匠心独具的所在。
首先，文论家们认为可以通过“象”来表现语言所无法传达的情感意念，这当然是“象”本身具有“言”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但不可否认的，也有受益于哲学家之处。陆机注意到，外在景物虽然繁复多变，不易描绘出其形状，但创作者必须取舍权衡，寻求适合的言辞，将事物逼真灵活的描写出来，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称物逮意”。
陆机《文赋》中的“期穷形而尽相”，已初步论及文学形象的创造问题，但由于时代的风气所致，使他较为偏重外在形式的把握，讲究形相的雕琢，而在遣词造句上，他提出“会意尚巧”等具体方法。不论其论述是否全面而深入，他努力探索如何解决文学上“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千古难题，已为后人揭示了一些原则。
2、刘勰
陆机之后，出现了一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神思篇”中，不仅描述了言和意的矛盾现象，也分析了艺术构思过程的复杂性：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刘协也像陆机一样，看到了言不尽意的事实，由于言与意的基本特性不同，想以有限的言语来传达无穷的意涵，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上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又非常繁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一般而言，作品思、意、言的关系所牵涉的层面十分庞杂。在思、意、言的关系里，刘协注意到了作者才性的个别差异，他的精彩的论述，使我们更加明白创作过程中的言与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多变。
在《文心雕龙》中，刘协将重点放在“情”、“物”、“辞”之间的探索。关于“情”、“物”、“辞”问题的论调几乎充斥在文心雕龙每个角落，如果说言象意是属于哲学范畴的议题，那么，刘协对“情”、“物”、“辞”所做的观察与开发才真正属于文学的范畴。
从情与物的观点来看，物是情所以兴起发动的重要关键，所谓“应物斯感，感悟吟志，情以物兴，情以物迁，物以情观”。没有了情，一切的创作都不可能发生，只有情动后才有文学作品的诞生。
刘协对“情”、“物”、“辞”的探索是前人所未有的，因此在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自有其开创之功，然而若只停留于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则《文心雕龙》并没有提供创作者更有利的资源来克服言不尽意和词不达意的困境。
在陆机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感慨的同时，虽曾设法使言意间相互吻合，当然他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刘勰的论点所以比陆机更加深刻且超越其上，是他不仅认识到言意不一的必然性，更反过来利用语言本身的这种局限性，将其转化为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提出“领秀”之论。积极追求所谓的“文外之重旨”，尽力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而不是妄想，使言意合一。
无论“意”的“隐”或“象”的“秀”，都是经由“言”来完成的，刘勰的“隐秀”论的提出，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条“意在言外”的康庄大道。
3、钟嵘
魏晋时期的诗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虽没有正面提及言意问题，但从追求“言已尽而意有余”之“滋味说”的主张中可窥其端倪。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物”之“感”是一切创作的发端，这已是当时人的共识，峥嵘却由自然的万物扩及人世之境遇，认为这些都会感荡心灵使人渴望陈诗展义、长歌骋情。
“情”“物”关系的探究，至钟嵘而更为完善。正由于体会到“文”“意”之间的不协调，使钟嵘主张诗要有“滋味”，他的滋味说，其实就是追求言外之意的另一种说法，而“赋比兴”则是关于如何表现的具体手法。
《诗品。序》曾多次提到“味”：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并未如刘勰提出“意象”一词来说明诗歌的创作现象，但《诗品.序》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他同时也认为，不能只停留在物象外在形貌的客观复制上，还须将个人的胸怀、情感融注于所写的物象中，或寓情于景，或融情入景，做到情和景的统一与融合。由此可见，钟嵘“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之说已开始注意到造形、写物对抒情写意的重要性。
三、结论
六朝时期，除陆机、刘勰、钟嵘等诗论、文论家在探索艺术创作之时“言意关系”的种种问题之外，诗人卢谌“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言有不得至于尽言”，和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以及谢灵运的“意突言表，而书不尽”等等都含有“言不尽意”的认知倾向。正由于这些“重情义，轻言辞”的观念，使中国诗歌形成一种追求“意在言外”的传统，中国诗学走向一种“以意为主”的道路。
综上所言，我们发现不管是文论家或文学家，似乎一致地承认，“言”是无法“尽意”的。普通的“言”根本无法将文学家想象中的兴所想要表达的特殊之“意”，即完整有清楚地传达出来。换言之，“言不尽意”其实是所有文学创作者共有的心声。正因为言不尽意是多数文学家的困扰，于是言意之辨中，玄学家们所主张的言不尽意论辩普遍为文论家所认同，加上言不尽意论的思维方式与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相通的，所以言不尽意论者的许多观点便被文论家所吸收所发明，这也使得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与理论之形成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2.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页。
4.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23-124页。
5.杜维明：《从“意”到“言”》 [A]，中华文史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