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滇
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论述文集，以中英两种语言分别出版，其用典频繁为突出文体特征。本文通过收集并对照《治国理政》中英版本引用的典籍，探究《治国理政》英译本对于典籍的翻译方法和态度、分析政论文本中的典籍翻译的特点、以及典籍的文学性与政治文体的兼容问题。研究发现：1）政论文本中用典的文化传播作用与政治理论论述作用相辅相成；2）被引典籍的文学性与政治文体无法完全兼容，文学性让步与政治文体的简明清晰；3）引用典籍的痕迹在政论译本中并不明显，时而被彻底抹去；4）汉语政论中地用典若用于形容负面的价值或方法，为避免歧义与误解，译者不翻译典籍；5）目前《治国理政》英译本对于形合之美的追求摇摆不定。
关键词：《治国理政》；政论文本；用典；典籍翻译
1.引言
《治国理政》是习总书记的政治论述文集，发挥介绍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政策的作用。作为政论文本，其用词庄重、严谨、规范、准确；句法结构多样复杂；气比较官方正式[2]。然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论述有“善于用典”的突出特征。根据演讲内容，习总书记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寄意深远。 在人民网发布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进行穷尽式搜索，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用典多达1300余次，其中非重复用典600余条。[3]
典籍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论述文本中能展现中国特色政治理论的历史文化根源，辅助逻辑论证；与此同时，用典能为政论增色，增加其美感及可读性。从文化译介角度来看，《治国理政》中的用典发挥着传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塑造民族形象的特殊作用。
为探究《治国理政》英译本对于典籍的翻译方法和态度、分析政论文本中的典籍翻译有何特别之处、典籍的文学性与政治文体的兼容性，本文收集并对照《治国理政》中英版本引用的典籍，并作归纳分析。
2.《治国理政》中用典翻译特点
2.1理论论述为首，文化译介为末
政论引用的典故中的若涉及到需要大量解释的意象，译者会选择意译，以保证在政治演讲的翻译具有与源语一致的行文节奏。如“化干戈为玉帛”译为“Turn hostility into amity.”。“化干戈为玉帛”出自《淮南子·原道训》，典故为古时夏部落的首领鲧建高墙来保护国守民，导致人心惶惶，别的部落也对夏虎视眈眈；后来的首领禹拆毁城墙，毁掉武器，用道德教化人民，别的部落也愿意归顺，进献珠宝玉帛。其中“干戈”与“玉帛”的理解依托对典故的了解，因此考虑到解释成本，译者选择放弃意象意译。实际上，此处在英语语篇中全然看不出用典。
而典籍中意义丰富的字词也会结合语境做解释性翻译，以期发挥其辅助论述的作用。同样由于政论文本的政治理论宣传作用为目前的最优先考量，用典的翻译须适配政治文本平铺直叙，逻辑清晰的文体特点。其句法和选词都不似一般意义上的典籍翻译那么复杂。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例，在《治国理政》的英译本中译为“If a man does not keep his word, what is he good for?”，译者将“人而无信”的“信”解释性的翻译为“keep his word”，而本句在其他典籍翻译中该句则更为复杂：A. Charles Muller将其译为“If a person lacks trustworthiness, I don't know what s/he can be good for.”；而理雅各将其译为“I do not know how a man without truthfulness is to get on.”。笔者发现，Charles muller将“信”译为“trustworthiness”，理雅各译为“trustfulness”，二人运用名词都将其解释为一种品质，意义更加丰富，适用的语境也会更加广泛。而《习近平用典》的译者“keep his word”的翻译是对应典故被引用的语境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再如“天下之大，黎元为本”，出现于关于社会群体民生保障的论述段落，译为“In a country, the peo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黎元”在典籍翻译中常见的对应为“the common people”或“the multitude”，而在《治国理政》中为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被译为“people”。
书中还有套用英语俚语的用典翻译，如“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译为"Once the key link is grasped, everything else falls into place; once the horse is before the cart, the cart will follow"，其中化用了英语俚语“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更可见中国文化译介的考量在政论译者的价值排序中靠后，西方读者对于文本的接收为优先级。
至此归纳发现，政论中的典籍翻译的文学性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使典故适用于语境，辅助政治理论的论述为首要功能。
2.2悄然用典，踏雪无痕
尽管用典标记的增译也算常见，但《治国理政》的译本中存在大量只打一个引号，甚至将典籍句融入语篇进行拆译的方法。比如：
原文：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
译文：No two political systems on earth are exactly alike, and no model can fi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all countries. The Chinese people recognize that it is natural for things to be different. All countries differ in their realities.
如前文述，政论中的用典翻译文学性与古韵的再现都不是译者当下的追求，译入语语言特征与现代英语相差无几，加之契合语境简化句法和词义，若仅以双引号标记，则译入语读者实难察觉用典的发生，往往认为是一处寻常的引用，而不知是以古典论证当代，更无法体现中国制度深植历史文化，实则与作者本意背离。
但值得注意 ，政论中的用典也不全是为了支撑倡导，也用于类比所抵制和批判的行为。
如：
原文：各国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译文：…ensure equal and uniform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ject double standards or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thus ensuring genuine equality and justice in the world.
此处若辅以用典标记“as our ancestor said”而译出“合则用、不合则弃”，势必与塑造中华民族形象背道而驰；若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并为一句，共同译为典故，又有失忠诚。可见政论翻译特殊缜密的考量，需要特别注意作者的用典意图，以确认用典翻译是否符合的优秀传统文化译介的目标；不能笼统地认为用典就应该百分百译出。而“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在译文中的消失则可惜。
2.3稀句绘章，尽力而为
汉语典籍灵活使用修辞，意象及其隐喻意义丰富饱满。归纳发现，《治国理政》的英译本应对意象简单的典籍句，优先直译，尽量保留意象；唯有意象复杂，文化负载时才选择意译。如“海乃百川，有容乃大”译为“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ocean is vast because it admits all rivers”；“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译为“Delicious soup is made by combining”，都将比喻修辞复现在译文中。
此外，在不影响行文节奏和理论逻辑的情况下，《治国理政》的译者仍考虑接受美学的关照，会尽力保持句式工整和古汉语的美感。如“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译为“He who would govern the country must first run his family well and discipline himself”。原文是三个四字格并列，节律齐整，抑扬顿挫。而其中逻辑则并非铺陈并列：“将教天下”是目的，“必定其家，必正其身”是方法，前后属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因此英语很难复刻一致的句式。这是由于从功能性看，中文的四字格是句法组织中最活跃的型式，几乎可以出现在句子的各种功能位置上（申小龙，2016）。在英译时，译者需要将条件与目的区分开，然而笔者发现译者并没有放弃对译文美感的追求，而是转化了美的体现：通过“run his family well”和“discipline himself”两个六音节短语再现了音韵的工整，译文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
再如“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译为“Looking at the mirror we know about ourselves; reflecting on the past we know what to do now”，亦工整对仗。
2.4形合意合，摇摆不定
前文提到，是否增译用典标记，在《治国理政》英译本中并无贯穿始终的态度，实则是“时而有，时而无”。暧昧的方法也体现在对形合意合的把握。汉语为形合语言，在古籍中四字格和对仗句式最能展现汉语的美学追求。而翻译时是否需要保留形合之美在其英译本中也未见一以贯之的态度。比如“单则易折，众则难摧”译为“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前后两个分句论述的是同一逻辑，译者大可以合并为一个陈述句，而译者仍通过对仗的句式正反两次译出，可见译者乐于保留古籍特色，复现句式。而书中“分则离散，专则力全”又译为“Strength is weakened once divided”，未如上复现古籍之形。
3.结语
本文探究《治国理政》中用典的翻译，试探究政论文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用，以及典籍的文学性与政治文体的兼容问题。研究发现：
1）政论文本中用典的文化传播作用与政治理论论述作用相辅相成。习总书记讲话中引用典故，即更充分地介绍了中国特色治国理念，又借由对制度的诠释，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发挥了政论文本的文化传播作用。
2）被引典籍的文学性与政治文体无法完全兼容，文学性让步与政治文体的简明清晰。尽管译者注意到了政论文本中的用典能够增加文本可读性的特征，亦苦心经营在语音上细细考量；但典籍本身运用大量修辞，蕴含丰富隐喻，为避免喧宾夺主甚至增加争论文本的理解难度，译者通过替换意象，套用目的语俚语等意译方法翻译用典句；将典籍中意义丰富的字词结合语境进行解释，译本中使用较通俗易懂的表达。
3）引用典籍的痕迹在政论译本中并不明显，时而被彻底抹去。译本中常常仅使用引号，而不增加“As the old saying goes”的引用标记，亦无脚注；有时不适用引号，直接将典籍的意义融入语篇。《治国理政》作为政论文集的典籍译介功能未被重视。然而政论确有文化译介功能，典籍的引用亦有展现中国特色政治理论的历史文化基础的重要作用，与逻辑论述相辅相成，故译本中淡化用典痕迹之举值得商榷。
4）汉语政论中地用典若用于形容负面的价值或方法，为避免歧义与误解，译者不翻译典籍。此处可以看出译者将政治演讲中用典的民族形象塑造功能置于首位。用典在译入语文本的作用主要在于展示中国制度的历史文化根基，弘扬传统文化。
5）政论译本注重典籍翻译的美感，尽力复现音韵美以及修辞手法。当修辞以及其相关意象并非涉及巨大解释成本的文化负载词，译者优先选择直译；汉语典籍音韵和谐，译者亦苦心经营，尽管无法直接再现四字格的齐整结构，也在语音上细细考量。故译者注意到了政论文本中的用典能够增加文本可读性的特征。
6）目前《治国理政》英译本对于形合之美的追求摇摆不定。其译本中对对仗句式和音律齐整的保留呈现“时而译；时而不译”，“时而有，时而无”的暧昧态度，可见当代政论译者对于政论文本的文化译介作用认知有异。笔者认为政论用典恰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也是增加政论文本美学价值和可读性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对用典翻译应尽量保持典故的文体特质和文化内涵，坚定译介态度。
参考文献
[1] 《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修辞翻译观视域下的政治用典翻译研究——以习近平用典为例》，张劼，朱玉雯，井冈山大学学报，第41卷第5期，第129页，2020 年 9 月
[3]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EB/OL ］ http://jhsjk.people.cn
[4] 《中文句法建构中的声象与意象———四字格功能研究》，申小龙，北方论丛2016 年第 2 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