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白
广州市执信中学
内容提要：于公元六世纪中叶首次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使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科学方法的缺乏、统治集团的错误决策等原因，瘟疫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控制，最终几乎将一度强盛的帝国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同时，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恶性传染病的首次大规模爆发，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多有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拜占庭帝国的抗疫实践进行分析，从而以史为鉴，为人类当下的疫情防控贡献史学角度的智慧。
Abstract：The “Justinian Plague”that broke o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id-sixth century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rul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e wrong decisions of the ruling group, the plague had not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it almost pushed the once powerful empire into the abyss of de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Justinian Plague, as the first large-scale outbreak of a malignant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current global pandemic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Byzantine Empire’s anti-epidemic practices, so as to learn from history and contribute historical wisdom to humanity’s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 查士丁尼瘟疫 地中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引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骤然袭来，并迅速扩散至全世界，成为了自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扩散规模最大，造成损失最为严重的疫病。实际上，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数千年来，疫病的阴影没有一刻不曾笼罩在人类文明之上。然而，人类也自各个时期抗疫的实践中汲取了文明的养分，从而建构出了近现代的医学体系、合理卫生的聚落规划体系等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抗争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主要由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地中海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疫情。囿于时代的局限，疫情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因而得以迅速扩散，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史称“查士丁尼瘟疫”。虽然该次疫情已成为历史，但其背景、经过与当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多有相似之处。如能对其多加考量，斟酌对比，定能从中吸取教训，并以史为鉴，获得有益的启示，进而从史学角度为全人类的抗疫实践贡献智慧。
一、“查士丁尼瘟疫”概述
（一）瘟疫的时代背景
查士丁尼一世是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一位著名君主，他的一生都在尝试重现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耀。为此，他西征哥特、东抗波斯，不断发起对外战争并稳固帝国边境地区，意图使地中海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内海，从而恢复对环地中海区域的绝对主权。然而，他激进的对外政策却为帝国的内政埋下了隐患。同时，虽然他的努力使帝国东部边疆环境趋于稳定，但摩擦甚至是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此外，拜占庭帝国不断向西地中海发起的征服战争也使帝国的资源与财政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实际上，这些潜藏的危机在查士丁尼尚在人间时便已通过多种方式暴露了出来。尤其在其统治晚期，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的发生，帝国统治中的各类问题骤然涌现、使统治集团猝不及防，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将帝国推向了崩溃边缘。对于执政与行政体制在瘟疫中遭受的打击以及制度出现的危机，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论述。
查士丁尼时期的文史学家对瘟疫的起源地持有不同意见，但都认为瘟疫最早应在北非东部、红海沿岸一带，即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等地开始流行。当时，查士丁尼为发展远东贸易，遏制波斯帝国在红海贸易中的强势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肥沃丰饶的尼罗河三角洲就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与贸易中心，人口十分密集。产粮地周边的各大港口与地中海其他沿海城市乃至于红海、波斯湾沿岸联系都十分紧密。
据欧洲中古时期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瘟疫的首次爆发应是在公元541至542年，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在战争中击败了宿敌波斯帝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对东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可以说，瘟疫爆发时，东地中海地区正处于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商贸发达的沿海城市也纷纷开始更广泛、更频繁地进行各种商业交流活动。
结合以上内容，可以推测，人口的大范围跨区域流动与商贸活动的活跃是促成“查士丁尼瘟疫”产生并迅速扩散的重要原因。而潜滋暗长的内政问题与财政危机也使帝国的国家机器更加脆弱，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反应更加迟钝。这最终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崩溃，并使灾情更加严重。
（二）以现代科学视角分析瘟疫
根据拜占庭史学家的记述，“查士丁尼瘟疫”的实质是一次鼠疫大流行，此次瘟疫也是鼠疫在地中海世界的首次大爆发。
鼠疫的传播媒介是寄生在各类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蚤。而啮齿类动物中与人类联系最为密切的自然就是家鼠。可以想见，尼罗河沿岸丰富的粮食为家鼠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充分条件，而繁忙的港口贸易使得家鼠的快速迁徙成为了可能；还要考虑到，公元六世纪时，大部分人类聚居地的卫生条件仍十分低下。可以说，在这种种条件下，疫病传播速度之快、蔓延范围之广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研究查士丁尼瘟疫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鼠疫作为一种细菌性传染病，在抗生素等化学合成药物出现前，属于无药可救的绝症。六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虽然是同时期人类文明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仍不可能摆脱时代局限性。事实上，拜占庭帝国的医学是在古典希腊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认识论与方法论均不尽科学合理，在感染率及病死率都极高的鼠疫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对此，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自然不能过分苛责。本文在分析拜占庭帝国抗击疫情的失败举措时，也将尽量跳脱出科学中心论的谬误，更多地从政策角度进行批判。
二、医疗护理人员与科研人员的作用
（一）一线医护人员的重要性
普罗柯比生活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与历史学者。他目睹了瘟疫第一次爆发的完整过程，为我们记录了许多宝贵的一手史料。通过研读他的作品《战史》可以了解到，感染了瘟疫的病患或陷入昏睡、或精神错乱，因而亟需医护人员的照料。对于没有自理能力的昏迷患者，护理者会辅助他们进食。而对于精神错乱的病患，医护人员往往要付出更多精力。因为此种病患“要忍受失眠的痛苦，被可怕的幻象所折磨……异常激动地到处乱跑，大声喊叫”；以致于护理者“精疲力竭，难以忍受”。不仅如此，普罗柯比还提到，护理者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他们经常要把不断翻滚着的病患拉回原处，还要把因神经失常跑出门外的病患连推带搡地带回来。医护人员，特别是一线人员，在查士丁尼瘟疫期间所面临的困难与担负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敬业的护理者们为患者付出了很多，而他们的努力与辛劳也并非无用。普罗柯比指出：“……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则会因为饥饿而死亡”；“许多人因为无人照料，或者是饥饿而死或者是从高处跳下去摔死”。可以想象，如果护理者出现短缺，将有更多感染者因为非疾病因素死亡。
（二）伟大的尝试与不可避免的悲剧
与大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的是，医护人员感染“查士丁尼瘟疫”的可能性并不高。同时早在疫病流行初期，医生就已通过实践积累了一部分经验，他们发现“……有很多焚烧尸体和照顾病人的人都坚持下来而没有被传染”。可以说，虽然医护人员缺乏正确理论指导，他们仍通过观察对疫病的传染途径与传染性做出了初步判断。这些判断虽然不尽科学合理，但确实对抗疫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缺少对瘟疫本质与传播方式的正确认识，人们都认为“在没有预示的情况下感染疾病”这一实际上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医学专家亦然。无疑，这加剧了非理性的恐慌，也使瘟疫预防工作不可能有效进行。
最不幸的是，囿于落后的医学卫生条件，一旦染上瘟疫，患者完全没有被治愈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自身的免疫功能和自愈能力。医生们“也对此（疫病）不知所措……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病因”。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恶劣的情况，仍有医生尝试通过检验病死者的尸体寻找病灶与感染源，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展现出了医生们在天灾面前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但即便如此，瘟疫的肆虐仍然不可阻挡。正如普罗柯比所言，“即使最杰出的医生也治不好这种病，他的患者照样会死去”。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既没有发现救治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发现预防该病或是减轻患者病情的办法；痛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能够恢复健康也并非基于外部原因。”
（三）反思与结论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查士丁尼瘟疫流行期间，医护人员确实已施行了当时最好的医学方法医治病人，并且也已尽了自己最大的护理能力去减轻病患的痛苦。只不过，中古时期人们的科学水平相较近代而言远远落后，而查士丁尼瘟疫的凶险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各种普通的常规疾病。因此，瘟疫没有也不可能因人们的努力而得到控制。
医护人员的不懈奋斗固然闪耀出了人性的光辉，展现了一千五百年前人类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可怖的疫病面前却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一悲剧又何尝不在警醒后人，控制大型传染病不仅需要一线工作者的敬业奉献，还需要掌握科学的治疫方法。只有总结出可靠的预防措施，对患者采取合理可行的治疗方法，人类才有望彻底控制疫病蔓延。
三、帝国政治体制的作用
（一）瘟疫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
必须看到，作为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查士丁尼并非无所作为：随着死亡人数快速增长，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扰乱，终至于连葬礼都难以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尼一世“自然要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他命人自国库中提取钱款，赈济民众。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笔拨款连最基本的丧葬问题都完全不能解决，甚以至于分配赈灾款的官员都需要自掏腰包埋葬无主死尸。由此可见，帝国政府的财政体系在瘟疫的猛烈袭击之下已趋于崩溃。
连年征战的拜占庭帝国原本就存在财富枯竭的危机，通过多次税收改革才得以维持收支。瘟疫又使城市的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甚至中断了农业生产。查士丁尼瘟疫对帝国的经济造成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二）一次因瘟疫而起的阴谋政变
在影响经济活动的同时，瘟疫也令拜占庭帝国曾经井然有序的官僚政治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尤其是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查士丁尼本人感染瘟疫之后，帝国政治一度停摆，甚至出现了宫廷政变的阴谋事件。
在瘟疫流行的最初阶段，帝国行政机构尚未瘫痪，仍有余力在一定程度上处理相关事务。例如，如上文所言，有官员分发救济金以安抚民众；据厄弗所人若翰的编年史，还有官员专职于清点尸体。但是随着瘟疫情势不断加剧，官僚四处奔走，力不从心，这些公共服务的效率也渐渐趋于低下，终至完全停止。
史书中没有记载拜占庭中央政府是否曾尝试优先保护皇族成员与高官贵族，但考虑到查士丁尼一世本人也在瘟疫开始后不久不幸感染，哪怕特殊防护措施真的存在，它们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当时主流舆论称瘟疫为“天罚”、“上帝的惩罚”，为其套上了一层公义的外衣，因此感染了疫病的皇帝迅速遭到了权臣的针对。虽然政变随着皇帝意外的康复而最终流产，但许多牵扯其中的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无异于拆除一台损坏的机器上为数不多能够运转的部件，只能使灾情雪上加霜。
（三）从未间断的对外战争
瘟疫在全国范围内的肆虐并未为战争画上休止符：疫病流行期间，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东哥特王国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这一举动不仅将疫病传播的范围再度扩大，把整个泛地中海世界拖入了瘟疫的罗网，加增了人口的损失，还为瘟疫创建了新的传播方式：沿军营驻扎地与补给线传播。
双线战争的继续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除以小亚细亚半岛为中心的“中部疫区”外，西欧、波斯等地由于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动也很快形成了疫区。每当一个疫区的灾势趋于缓和，又会有新一轮疫情自外部传入。许多敏锐的拜占庭学者都注意到了疫情反复爆发的规律。
（四）总体评价
从普罗柯比的记述来看，拜占庭帝国的执政者及政府官僚并未在抗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帝国的体制也在疫情中暴露出了致命的缺点。
首先，查士丁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总体保存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在突发的重大事件面前反应速度过于缓慢，也完全无力控制事态进展。其次，在穷兵黩武的国策下，拜占庭帝国很难匀出足够的资源维持各级政府的运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共服务被切下暂停键。
和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庭帝国的皇位并非通过血缘直接继承，权臣贵族在推举新皇帝时具有很大权力。再考虑到瘟疫在当时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出现权术和派系的斗争几乎是必然的。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争权夺利无异于为疫情火上浇油。
即使在瘟疫进入全面扩散期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仍未放弃对外征服；宁愿将人力物力投入进无意义的大规模战争中，也不愿通过合理调配资源尽可能缓解疫情造成的危害，最终为帝国本身带来了危机。这样的行为与当今某些国家何其相似！那些国家的政客们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惜在国际上大肆对他国进行攻击。只是，在这条道路上注定无法走远，总有一天，矛盾与冲突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反噬那些掩耳盗铃的愚者。
五、反思与启示
（一）瘟疫与当下疫情的相似之处，兼谈如何科学地抗击疫情
根据普罗柯比于其著作《战史》中的记述，查士丁尼瘟疫“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也就是说，查士丁尼瘟疫蔓延时，首先会在各个地区的人口中心与交通枢纽爆发，随即再往区域内扩散。而当下，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大都市往往成为新冠肺炎在一国内辐射式传播的中心。虽然两种疫病的传染途径与媒介均有相异之处，但从流行病学的视角来看，两种疾病的传播特点是一致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或疫苗仍未研制成功。也就是说，截至目前，新冠病毒肺炎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查士丁尼瘟疫一样，并没有完善的临床医治措施。
中古时期，人类各文明之间联系松散，几近于无。而地中海世界在当时是一个联系相较而言比较紧密的文明圈，其周边各国多有经济来往，人口流动也很频繁，俨然一个小型“地球村”。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场全球性的大型传染病，而实际上对于查士丁尼时期的地中海人类而言，他们也将自己经受的瘟疫称作“世界范围的”、“人类的”瘟疫。可见，从查士丁尼瘟疫这一历史事件中以小见大，推广到全世界层面上的抗疫实践，不仅有其依据，也是有必要的。
一场大规模的突发公共事件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据拜占庭史学家的记载，瘟疫横行帝国期间，各地区都涌现出了一批江湖术士。这些巫师的出现无异于对社会主流宗教——基督教的公然反叛。而让人哑然失笑的是，即使在通识教育已得到充分落实，近现代科学思想方法也已被认为“深入人心”的二十一世纪，仍有人利用民众对疫情的恐慌大肆炒作，或为博取经济利益，或为破坏社会秩序。无论其居心如何，这种人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根植的土壤。尤其是在某些宗教信仰鱼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借疫情之名宣传反智主义等歪理邪说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这警醒我们：自古以来，疫病的流行作为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常常会造成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恐慌，并为反科学的思想观念铺设温床。因此，加大对科学思想与方法的宣传，及时消除流言与错误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民心的相通与一致，更是战胜疫病的必由之路。
结语：我们的信心
在对“查士丁尼瘟疫”进行研究时，笔者不止一次感到震撼：虽然当时的人类相较现在而言，文明程度远远不及。但在危机面前，他们所积聚的力量仍让人感动：敬业的劳动者们奉献自己，抗击疫病；在腐败的统治集团陷入内斗之中时，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努力地躲过死神的刀刃，求得生存，并共同凝聚起了抗击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查士丁尼瘟疫的黑色浪潮终究还是退去了，在充斥着哭喊与惨叫的地狱中，人类找回了鲜血淋漓的生命。
此时此刻，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范围内夺去我们同胞的生命，而我们仍未找到疫病的解药，某些国家不仅不参与抗疫的伟大战役，还在他国背后放冷箭，妄图自灾祸中挣得利润，甚至阴谋拖人下水。但一切终究会过去：也就在此时此刻，医护工作者以生命筑起了抵挡死神大军的长城，科研工作者以全部心血与智慧日以继夜地研发疫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开始主动为战“疫”付出自己的力量……更何况，在疫情面前，团结与合作也必将成为主旋律，在面临全球性问题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大势所趋，没有人可以逆转。
- 是的，我们应有这样的信心：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抗疫实践必将取得成功。我们将度过长夜，再度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