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尖泽仁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摘要：马克思·韦伯认为“在任何文明、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某种精神气质在支撑”，本文主要通过“韦伯式问题”的研究方法入手，试图阐释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影响。
关键词：“韦伯式问题”、青藏高原、佛教。
一、引 言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历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范式”的概念后在以后的学科研究领域就广泛地使用了这一词汇。认为每一个科学研究或学科研究领域的突破都是在已经研究的成就基础上得到新发展，而这种新研究的突破主要是在其以往证实的成就提供的一种模式上进行的研究和发现。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基督教新教的教义与其教徒在经济生活领域行为选择的关系上探讨宗教的教义伦理如何对现实的行为产生作用，又或者说西欧国家展现出来的理性化精神从某种层面说是产生于宗教气质的影响。这种研究社会现象和宗教影响之间关系的角度和方法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
自公元七世纪，赞普松赞干布颁布以佛教内容为核心的“十善法”等敕令以后就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了青藏高原。原先佛教只是作为一种印度的外来文化，在吐蕃赞普和王权贵族的少数人群当中传播其影响甚微，甚至一度受到本地文化“苯教”的强势压制，以至于在赤松德赞幼年时期由舅臣玛香采取一系列措施兴苯抑佛，促使佛教几乎面临奔溃。但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和凭借佛教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打破了本土文化苯教的束缚，尤其是在十、十一世纪之后，佛教迅速发展壮大，噶当、噶举、萨迦、宁玛、觉囊、格鲁等教派逐渐林立，佛学大师百家争鸣，由此佛教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并以燎原之势迅速征服了生活在青藏高原人群的精神世界，成为了青藏高原上的文化主流。
二、“韦伯式”问题
马克思·韦伯经过对新教教徒社区的深入观察后，敏锐地发现高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国家中新教教徒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在高收入行业和金融专业的选择倾向更广，在书中写到“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收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工人和管理人员[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在专业选择上说道“在天主教教徒的毕业生中间，毕业于专门培养技术研究和工商业专业人才的学院的人数，都远远落后于新教教徒的毕业生在这些学院中的比例[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所以在不同的宗教信仰的群体在其经济行为上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在新教教徒身上展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天主教教徒更加强烈，对经济收入的追求更为苛刻。面对这样的问题，韦伯立足于新教教义的伦理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度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马克思·韦伯指出因为高度的理性化程度，比如理性的工业组织、政治组织、社会组织，资本主义才会在西方国家发展。对金钱的追逐和物质的寻求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但唯独在西方国家才会发展成一种精神。其主要原因韦伯认为就是其社会各项结构的理性化程度所决定的。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不是对金钱和物质的一味贪婪，在书中写到“对获利的欲求、对金钱和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它们本身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本性贪婪的幼稚想法。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通过遮诠的这种方式从反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什么，同时又从正面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说明了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算计，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得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此种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蔓延于近代欧洲，成为近代欧洲独有的价值体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彭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解》，名师讲坛公开课，2019年。]在交代清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后，韦伯的另一个重点放在新教伦理的分析上，新教伦理主要是指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教义，其中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最具代表性。
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就是指上帝已经选择好了它的选民。面对这种已经预定好了或是宿命论的理论，人们只能做的是尽一切努力来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被上帝选择。这种“预定论”造成了其教徒在实践中一种特殊的效果：它的信徒内心总是高度的焦虑和紧张。只有确定了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才会消除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因为“预定论”的不可更改性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更好地生活在死后世界。“于是，对于个人如何才能确认自己是否被选择的问题，加尔文实际上只能这样回答：鉴于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就应该为此而满足了，而在此后就只能依靠源自那真正信仰的对基督的默默的信赖”，[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因而这种“救赎确认”从是否蒙受天恩的可辨认性变得尤为重要。
三、佛教思想与现实生活
佛教此公元七世纪传入青藏高原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思想已经深深镶嵌在藏地信徒的内心，已和其文化和生活习惯水乳交融。青藏高原地处高海拔地区，气候恶劣、氧气稀少、食物短缺，但藏民族一直居住青藏高原，繁衍生息了世世代代，在极端天气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面前积极应对，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展现出来的坚韧和睿智，无一不与强大的心理精神气质相关，而且在物质较为匮乏的现实生活中其幸福指数却是高居不下，心脏病、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和自杀等行为的现象普遍低下，而且藏族人民是十分崇拜传统的人，“他们勤俭朴素、乐善好施、尊贤重礼、守分服从。”[ 唐倩：《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关系》，剑南文学：下半月期刊，2012年版，第1页。]但大多没有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可是他们在谈及人生、谈及生活时却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极高的修养。这些积极的因素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佛教思想的滋润，使得人们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中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藏民族经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原因，除了与地势高海拔等自然限制外，与佛教视世俗生活为苦海等出世思想也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对传统的东西不进行任何的更改，这多多少少阻碍了藏族人民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创新。
佛教思想以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次第梳理归纳，分为三个不同的学习阶段或思想境界：“若以诸方便，唯于生死乐，希求自利义，知彼为下士” [ 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下士道内容主要是念死无常、恶趣苦多、暇满难得、皈依三宝、因果业报，其主要目的是人天善果；“背弃诸有乐，遮恶业为性，若唯求自静，说名中士夫”[ 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中士道主要是修世间厌患、十二因缘等内容，主要追求的是阿罗汉果位；“由达自身苦，若欲正尽除，他一切苦者，是为胜士夫”[ 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上士道主要是修菩提愿和行菩提行，以四缘、四因、四力的基础上依靠寂天论师的七支因果法和金洲阿阇梨的自他相换法来生起大菩提愿，然后是六度四摄的菩提行。在青藏高原众多的信徒当中，最为普遍的佛教思想主要是下士道的思想，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来世转生为人的十善法思想。前世造下的种种业决定这今世的生活状况。供养三宝有住持三宝、化相三宝、理体三宝，在实际生活当中常说的三宝是住持三宝即佛灭度后，在后世流传、维持佛教思想的佛像、佛经、出家比丘，是由十一世纪阿底峡尊者根据当时实际需要，判别佛教和异教时提出来的依据，以后便广为流传，在任何信奉佛教的家庭都可以看见有供养三宝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