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君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中学 广州增城 511340
摘要：对历史事物作出什么样的评价集中体现了历史学习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在教学中，我们常常指导学生从进步性和局限性两个角度辩证地评价历史，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时代的局限性往往投射到历史人事中，我们难免惯性地用时代的局限去苛责历史的主体，使历史关怀缺失。本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目为例，通过多视角的材料展现19世纪中期中国的思想环境，以更多的历史关怀重新评价“中体西用”，从而认识历史局限性中所蕴含的时代所然。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唯物史观、历史评价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评估之后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一种独特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一概念出现于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14课《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的第二目中。高二学生在高一的时候已经学过洋务运动的相关内容，尽管“中体西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但是依据所学和教材中的解释，理解这一文化观的基本内涵问题不大。难点还在于怎么样基于“中体西用”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对“中体西用”评价的结论更多地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中来，这大体不错，但是还不能反映出“中体西用”在传统文化氛围下的进步性和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本目的教学目标将从三个层次进行设计，首先，学生能在时间轴中标出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或史实，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出现的原因。其次，学生能根据教材对“中体西用”概念的阐述，联系必修二所学洋务运动的内容，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其次，最后，通过阅读材料，合作探究，学生能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理解“中体西用”的进步意义，同情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通过这一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到思想观念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囿于个人的知识水平、人生阅历，评价历史人物时把关注点落在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做了些什么，客观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不必苛求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回应时代的要求。在此当中落实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等核心素养。
一、自主学习，了解新知——历史关怀的前提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迈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然而这毕竟是极少数人，也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更多的人对鸦片战争的结局无动于衷，更未认识到中国即将面临的变局。
教师在对林魏等人的“师夷长技”作简单地评述总结后，引入下列一则史料。
材料1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4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材料一中的“少数人”是指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觉得“非学西洋不可”，并提示学生自己绘制时间轴，标出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或史实。学生很快能得出答案，“少数人”指洋务派（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之所以“非学西方不可”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学习西方难以挽救统治危机。
这时候，教师引出第二段史料。要求学生根据材料并结合课本回答，面对危局，李鸿章提出了什么救国方案。
材料2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不开化之意）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有自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 冯桂芬：《采西学》，戴扬本评注：《校颁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矿机器折》（1865年）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概括材料内容，不难作答，李鸿章的救国方案就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挽救封建统治。此时，教师进一步设问，相比林则徐、魏源等人，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有何突破，附上洋务派创办实业的材料供学生参考。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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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思想局限到时代局限
课堂至此，学生基本掌握了“中体西用”的内涵，也理解清王朝内部的地主官僚在当时提出这一思想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学生要进行深入学习，尝试全面地去评价“中体西用”的提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高二学生已经拥有一定的辩证地思维，能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评价“中体西用”的思想，在老师给出的两份材料：“西方人看‘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中国人看‘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后，他们通过小组讨论，迁移洋务运动的内容，能说出“‘中体西用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学习西方仍停留在物质文明（技术/器物）层面，没有涉及到政治、制度层面，未能使中国富强”等观点结论。
材料3 西方人看“中体西用”（洋务运动）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政治上的改革。否则，他们将什么都得不到。[ [美]《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在美国》（1881年7月23日），见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结
语），载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第34卷第6期，第57页。]
── 《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在美国》（1881年7月23日）
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本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国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页。]
——德国首相俾斯麦（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材料4 中国人看“中体西用”（洋务运动）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51页。]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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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学生以为自己已经能灵活地运用以往所学和正确的思维方法，自主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教师再抛出两段似乎是为“中体西用”辩驳的材料，引发了他们新的思考。
材料5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生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53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教师顺势问学生：“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观，重点在‘中体’，还是‘西用’，为什么要强调‘中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交流。经过小组探究讨论，他们认为“中体西用”重点在“西用”，但是因为当时保守的社会文化环境，顽固派的阻碍，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等，“西用”必须以“中体”为前提。对“中体西用”的评价还应该肯定这一思想在当时冲击传统的保守观念，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能够去体会“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是无可避免，这无关提出者和实践者的封闭性或反动性，只是作为社会历史中人，他们客观上无法超越时代环境的框架，他们的“无所为”更多的是“无能为力”。
三、历史关怀下的理性反思
两宋以后，程朱理学将孔孟之道神圣化、绝对化，传统的纲常名教，道德教化成为民众的普遍信仰，夷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置此文化环境不顾，一意孤行地引进西学，必将成为千夫所指，更难成事。
守旧派以西学将威胁中学为由，极力排斥西学，在文化阵地上严防死守，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洋务派既要提倡西学，就必须论证中学和西学未必是水火不容，互相对立的，反而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回击守旧派的指摘，减少阻力。
洋务官僚多为科举出身，所受的旧式教育一方面造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有限，另一方面使他们在思想上和道义上成为儒学的忠实信徒，极难自觉挣脱这层信仰的束缚；在阶级立场上，他们是清廷的臣僚，很大程度上因镇压农民起义而认识到西学之优长，也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在仕途上功成名就。护社稷、保皇室是他们安生立命的根本，凡此种种决定他们不可能去挑战现实的政治秩序和道义信念，他们坚持“中体”是所当然。
“中体西用”思潮，冲破传统的保守观念和顽固势力的重重阻碍，破土而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实质性一步，其开风气之先和务实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体西用”的局限性确切来说是时代的局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洋务派所持的中西文化观无可避免地受到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所处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情况、从事职业等的制约，这些因素是他们无从改变的，却都集中反映到“中体西用”的局限性上。不难看出，这种局限性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能以后来者的眼光对“中体西用”作过度的苛责，这是读史之人应具备的一点温情与关怀，无论是对已逝之古人，或是对现实中的你我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去否定历史人事中的局限性，相反地是从中反思，吸取教训。后来的早期维新派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办洋务中（经济领域的变革）认识到“中体西用”的不足，从而提出扩大“西用”的内涵，比如西方的政教法度。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正是在不断地推动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社会意识的更新、进步，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4.双学锋：《“唯物史观”下的历史高考备考策略——以跨学科的横向整合为径》，《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5期。
作者简介：林淑君（1989.8）女、汉族、广东省汕头市、硕士研究生、中学历史二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