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蓉1,2，田兴斌2
1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省 贵阳市 550025；2.铜仁学院 国际学院，贵州省 铜仁市 554300
摘要：本文以杨宪益和戴乃迭版本的《呐喊》小说集翻译为例，分析翻译中运用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以及它们是如何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文化的。研究发现，杨宪益夫妇秉持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直译、音译、直译加注和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积极传递中国话语。同时，为使文学作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他们还灵活运用了省译、意译和替代的翻译方法。但翻译中也存在为提高读者接受度而导致文化意蕴流失的情况。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译者可以尝试将选择性异化和适度归化相结合，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关键词：《呐喊》；文学翻译；中国话语
一、引言
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我国和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日渐频繁。其中文化的交往与传播是中国向沿线国家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传递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文学作品这一文化载体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以及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翻译质量则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中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否可为读者所理解并接纳。中国的文化产业类型众多，而文学作品是其中的一环。《呐喊》是由鲁迅所作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1918年至1922年间的14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便是本文选择研究这一小说集的原因。首先，《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揭露和鞭挞了封建旧恶势力，传达出作者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期望唤醒国民思想的愿望，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其次，这部小说集于1985年与《论语》成为被收入日本出版的50卷本《世界最高杰作》的唯二作品。在1999年，《呐喊》又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学作品走出去除了需要具有引人入胜的内容和流畅得体的文笔之外，文学作品翻译的质量也直接影响了读者对书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接受，因此在文学作品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显得分外重要。
本文研究的译本是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下文简称杨译本），二人合译过众多作品，如《白毛女》、《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1-4卷》、《屈原》、《离骚》与《关汉卿杂剧选》等文学作品。一直以来，关于《呐喊》英译本的翻译研究层出不穷，如孙迪（2010）基于Fillmore的框架理论，以《呐喊》的英译本为例，分析了翻译中根据文化的差异性而对框架的协调处理；钱传蔷和陈红梅（2020）基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了《呐喊》的英译本；黄婷婷（2018）从目的论视角下对比了《呐喊》的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翟晓丽（2013）从生态翻译观视角下对莱尔译本进行了解读。但是，国内还鲜少有对《呐喊》杨译本的中国话语建构进行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文学作品中中国话语的翻译和传播来了解中国的，所以关注文学作品中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及使用，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通过对文学作品译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系统研究，可以指导译者在今后的译作中肩负起传递中国话语的使命，有效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和历史文化。因此，研究《呐喊》英译本中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十分必要。
二、杨译本中中国话语建构的策略
在《呐喊》这一小说集的翻译中，杨宪益夫妇多采用保留法（异化策略），刻意保留下中国话语中特色的文化表达方式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但是在杨宪益夫妇的翻译中也不乏替代（归化策略）的翻译方法，即翻译中将直译、音译、直译加注释、音译加注释等异化策略与意译、省译和替代等归化策略相辅相成，把《呐喊》这一小说集中原汁原味的中国话语完整贴切地传达给了读者，积极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一）积极运用异化策略，传达中国特色话语
1.直译为主，辅之以注释
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比如在《药》中，前文讲到夏三爷得了25两的赏银，后文写道：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满门抄斩这一词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中国人强调血缘和血脉。在中国古代，如果有臣子犯了重罪，惩治的方式之一便是全家都被砍头，绝其嗣。在杨译本中满门抄斩直译为his family would have been executed，直接地表达出了满门抄斩这个词本身的意义，采取了异化策略，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色彩，并未为了接近目的语，而简单译为be punished等表惩戒之意的词汇，使国外读者了解到在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特色的惩戒方式。
又如在阿Q正传中描写到，阿Q活着的时候，大家都称他为阿Q，而当他死了之后，就没有一个人唤他阿Q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之事。著之竹帛这一词汇出自《吕氏春秋》，意思是将人物或者事件写在竹简和白绢之上，以便传承。在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代中国人是在竹木简牍或者白绢上写字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文化。在杨译本中著之竹帛直译为preserved on bamboo tablets and silk，忠实于原文，保留了源语中竹和帛这两个意象，传递了中国话语，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在阿Q正传中，柿油党被直译为persimmon oil party，与源语柿油党一一对应。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由于乡下人对词语理解不好，为不妨碍下层百姓的阅读，鲁迅在创作中把自由党讹化为百姓都能理解的柿油党了。柿油党的叫法除了诙谐幽默地表达出农民群众对投机革命、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的鄙夷和不满之外，更主要的是还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在译文中不仅保留了柿油党这一概念还进行了注释，使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了源语中所传达的真实内涵，极利于构建中国话语，传播中国文化。
此外，在《闰土》中写道，他和我年纪相仿，闰月生的，五行缺木，闰月和五行均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闰月指的是阴阳历中的一种现象，特指农历每2至3年增加一个月。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广泛用在占卜、相术、命理等方面。在杨译本中，闰月被译为run month，而五行则被译为five elements，采用了异化策略，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意象，保留了源语的异国特色和文化，虽然外国读者可能一时难以理解run month和five elements的含义，但是这样的翻译策略却有助于积极传递出中国的特色话语，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当然，面对闰月和五行这类带有较深中国文化气韵的词时，可以使用直译加注的方式，这样既可保留中国特殊文化意象，也可使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读者更好且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
哭丧棒旧时为死者发丧时用的手持仪仗品，孝子须手扶用树木或柳树做的哀杖以表悲痛。长辈若一人去世，则执一根，若都去世则执两根。在英译中，哭丧棒被译为wailing stick，且因其极富民族色彩，在译文中为其添加了注释，解释了哭丧棒的传统意义和特色背景，这样目标读者对哭丧棒这一概念就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了的认知，更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2.音译次之，辅之以注释
在《阿Q正传》中，阿Q在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充分发挥了他的精神胜利法，不思进取，转而沉迷在了小尼姑的温柔乡中。鲁迅讽刺地写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其中妲己、褒姒以及貂蝉等都是中国古代的著名美女。
在杨译本中选择了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妲己、褒姒和貂蝉直接音译为Da Ji, Bao Si和Diao Chan，在译完原作这一整句之后，继而下面对这三人分别进行了具体的介绍。这种翻译方法在不受篇幅限制的情况下，充分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更易于中国话语的建构。
在阿Q正传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译法，如阿Q见自己被馋进一所破衙门。衙门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猛兽的利牙，古时常用于象征武力。牙门系古代军事用语，是军旅营门的别称，旧时称官署为牙门，即衙门。杨译本将衙门直接音译为Ya Men，而并未对应英文中的police一词。杨译本使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衙门这一中国文化意象，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可以积极参与进来的空间，在此期间，读者可以更加充分地吸收中国的文化，同时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衙门这一词的意义也并不难以被猜出。如衙门这一类经音译之后，通过上下文便能轻松推理出意义的词，在之后的翻译中也可以直接采用音译法，如遇稍微难理解的词时，也可以用注释进行补偿翻译，如此既可以使读者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著之意，也可以完整地保留中国特色意象，传播中国文化，逐步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此外，如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这一例子中，羲皇直接音译为Fu Xi，是中国上古时期风姓部落的首领尊称。母亲是华胥氏，与娲皇是兄妹/姐弟关系。他为人民作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如带领人们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寒冷，结网打鱼和投矛狩猎等。在英译中，没有采用同化策略，简单译为the empire of the ancient China，而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行了音译并在其后进行了注释，保留了关于伏羲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出了更多的中国故事。
（二）适度运用归化策略，打造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
《呐喊》小说集描写的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因此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定位，必然充斥着大量独特的中国文化，杨译本为了使小说集中的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得到良好的传递，构建出和而不同的话语，除了使用直译、音译、直译加注和音译加注等异化策略之外，还配合使用了意译、替代和省译等归化策略，在保持了中外文化各自的独立性的同时，又使文学作品得到有效的传播。
比如，在《白光》中写道“陈士成一见县考的榜，便先在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陈字”。其中，圆图是古代中国科考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在初试公布的名榜中，为了便于计算，将每五十名考取者的姓名写成一个圆图。因西方不存在科举制度，自然也就不存在圆图这一说法，那么圆图这个词就属于文化完全空缺词，在杨译本中直接进行了省译，十二张榜的圆图直接译为了twelve lists。诸如“照壁”等文化完全空缺词也是同样进行了省译。
此外，《阿Q正传》写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其中，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是一句中国俗语，比喻一时虽然受到了损失，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在杨译本中这一句话的翻译使用了替代法，用目的语中表相近意义的俗语进行了替代，即misfortune may prove a blessing in disguise。这个例子与上个例子的区别在于，这一俗语在目的语中可以找到一个相近的俗语用于替代翻译，而上一例子是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翻译的，因此两个例子也就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
三、杨译本中中国话语建构策略的不足
在杨宪益夫妇的翻译中，中国话语的建构策略主要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体现在直译、音译、直译加注及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上，较为完整贴切地传递了中国意象和文化。但同时为了使《呐喊》小说集得到更好地传播效果，杨宪益夫妇灵活运用了归化策略和省译、意译和替代等翻译方法。但是杨译本中也存在着部分中国文化话语传达不到位等问题。总体上，杨译本有助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呐喊》中充斥着大量的文化词汇，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文化话语还是需要尽量译出来的，而省译、意译和替代等方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例如，《阿Q正传》中写道“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其中，文童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生员的一个最低级别，文童经过考试，考过之后才能被称为大家所熟知的秀才。在杨译本中，文童被译为了young scholar，采取了归化策略，当然比直接音译为Wen Tong 更易被读者所理解，但是中国特色的科考文化和话语完全流失了，而且young scholar这个词过于笼统，也会给读者一些困扰。因此，在此处，采取音译加注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这样不仅保留了中国话语，还清楚地向读者传达了中国文化。
再如，在阿Q正传中写道：“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此处的历史背景是，自从明朝崇祯皇帝死后，清兵入关开始，民间掀起了各种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反抗运动，所以老百姓看到这些革民军时直接联想到了反清复明的造反运动，所以阿Q正传里说辛亥革命的革民军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丧服）。白盔白甲在这里含有一定的历史色彩，但是在杨译本里直接直译为white helmets and armor，并未将其中蕴含的中国时代文化翻译出来，不妨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在注释中将未尽之意补偿出来。
此外，《孔乙己》中出现“穿长衫的人”。在古代中国，衫的长度也代表了身份，长衫帮指的是富裕的上层人士或有文化的人，短衫帮指的是贫穷的劳动人民。而在英语世界中，long gown并不能反映出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知识的多寡。因此，将长衫直接译为long gown缺少了文化意义，在此处可以加脚注进行补偿。
四、结语
从以上《呐喊》小说集的英译看来，杨译本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更加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播，在翻译中大多采用异化策略以及直译、音译、直译加注和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较为忠实地将中国话语和特色意象传递给读者，有利于中国话语的海外建构和传播。同时，考虑到文学作品整体的翻译效果，杨译本也结合使用了归化策略以及省译、意译和替代等翻译方法。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翻译过于流失中国文化元素，而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的当下，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对于异国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因此，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译者要积极承担传递中国话语的使命，尝试在不影响阅读效果的情况下，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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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克非,王颖冲.论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6):87-93+149-150.
作者简介：原蓉，1995，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贵州大学、铜仁学院。地址：贵州省晋中市左权县桃树湾小区。联系方式：15735170262。 *通讯作者：田兴斌，1961，男，贵州铜仁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与跨文化交际，铜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