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忠利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618000
摘要：本文主要简探辽朝契丹人渔猎技艺及功能。（射）狩猎技艺的培养包括狩猎活动的“工具”与“技术”，此外还简说了渔猎活动的“产品”等。狩猎活动的作用即指习武（军事）功能、经济功能、娱乐作用等。
关键词：辽朝 契丹人 渔猎 习武功能 经济功能 娱乐功能
引言
辽朝契丹人之渔猎活动深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此处之“渔”既包括对自然渔业资源的捕获，也包括对渔业资源的人工养殖。此地之“猎”，是指辽朝契丹人对野外水生动植物（“鱼”资源除外）与野生飞禽走兽的猎狩活动。辽代契丹人嗜好渔猎，“契丹自阿保机以来，凡五、六世至于兴宗。是时承平日久，……四时游猎，曰‘避暑’、曰‘钓鱼’，各各定制。”[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4]带着对辽代契丹人渔猎行为的好奇，让我们重返千年之前的契丹国，去体现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
一、狩猎活动的“生产力”要素
（一）狩猎活动之“工具”
契丹人狩猎工具较多，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获取猎物的工具。其工具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命性类”捕获动物的工具，如鹰（海东青）、猎犬、驯化之猎豹等。一类为“非生命性”的、参与狩猎的人工自制工具，如鹿哨、链锤、刀、枪、剑、矛、扁鼓、刺鹅锥等。
海东青，又称鹰鹘，或称海青，是辽代契丹人喜闻乐见的猛禽之一，除了用于捕获天鹅、大雁等鸟类外，还是契丹皇室成员最重要的“宠物”之一。辽朝“其后承平日久，需求无厌，酷喜海东青，海东之飞禽。”[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6]《全辽诗话》云：（契丹人）“（医）巫闾上放鹰归，八表同风御藻挥。”[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5]又如，同书又引《中国音乐史略》云：契丹还流行一种用海青(猎鹰)猎天鹅的习俗。[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246]另据，辽萧总管之《契丹风土歌》为：“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海东健鹘健如许，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252]上述所载内容将海东青捕获天鹅之情况描绘之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余外，《辽史》对辽朝契丹皇帝“春捺钵”利用海东青捕获天鹅的情形给予了十分细致的描述，即“漷阴县（今北京通州）。……辽每季春，弋猎於延芳淀，……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 （元）脱脱．辽史[Z]．卷四十．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496]不难发现，在春季水草丰美的延芳淀（今北京市通州区），辽主为了捕鹅，其卫士皆着墨绿色装扮，起到了极好的隐蔽作用，并将海东青、扁鼓等捕猎工具配合使用，最终捕猎成果颇丰，还将鹅之脑“饲鹘”以奖励之。
驯化之猎犬，是辽朝契丹人狩猎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工具。虎是极凶猛的山林之主，但契丹人却十分聪明的充分利用猎犬之力将其射杀之。如，辽兴宗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九月庚寅，猎，遇三虎，纵犬获之。”[ （元）脱脱.辽史[Z].卷二十.兴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247]可见，对于猎虎行动，他们可以发挥驯犬之作用，减少狩猎活动中的阻力，将风险将至最低。又如，《契丹国志》曰：宋人“（张）舜民又问：北地雕窠中生猎犬，果否？答云：亦有之，然极难得。今驾前有二只，其性颇异，每猎而获，十倍于常犬。”[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1]可见，利用猎犬来狩猎获猎颇丰。
契丹人也用猎豹来抓捕猎物。豹子可谓是自然界生物链之较顶端的哺乳动物之一，辽朝契丹人将其驯化并为己服务。例如，北宋官员宋绶使辽，有《上契丹事》留存于世，其上即载他在木叶山宿营地留宿时，《辽史拾遗》卷十三载：“出三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
此外，还有捕鹿所使用的“鹿哨”在内蒙古上烧锅村辽墓中得以出土，轻便耐用。至今此方法仍是我国东北地区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人所使用的捕鹿方法，千年未有大的变化，足见此方法千年以来行之有效。
（二）狩猎活动之“技术”
辽朝契丹人将各种狩猎技术运用到实践中，使得捕获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如，围猎猎捕法、游猎追击法、“撒盐哨鹿法”（“撒盐舔咸法”）等。
围猎，是契丹人常用的狩猎方式之一，姜夔的《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有《契丹歌》云：“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另，宋人苏颂亦有一首诗为《观北人（契丹人）围猎》即载：“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此外，《辽史》云：辽太宗天显四年（929年）六月“己未，选轻骑数千猎近山。”[ （元）脱脱.辽史[Z].卷三.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30]即是围猎的又一写照。
游猎追击法，在辽代遗世壁画中有具体生动的表现，如《行猎图》[ 佟柱臣.辽墓壁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载《辽金史论集》（五）[C].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便是一例，画面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辽朝契丹人游猎的场景。
“撒盐舔咸法”，是用来诱惑嗜盐野鹿的方法，并借此来猎鹿。如《辽史·游幸表》云：辽穆宗应历十年（960年）五月“射舐（意为舔）咸鹿于凤凰门。”[ （元）脱脱.辽史[Z].卷六十八.游幸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1044]《辽史·国语解》解释曰：“舔咸鹿，鹿性嗜咸，洒硷於地以诱鹿，射之。”[ （元）脱脱．辽史[Z]．卷百十六．国语解．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8]《辽史·营卫志》“秋捺钵”条给予了诱鹿的具体操作办法。即：“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硷鹿’，又名‘呼鹿’。
”[ （元）脱脱．辽史[Z]．卷三十二．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374-375]
二、狩猎活动之“产品”
契丹人及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均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成为其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的“产品”丰富多样，有水生动物（除鱼类），如螃蟹等。陆生动物有鹿、貔狸、虎、豹子、熊、野猪、狼、狐、黄羊、野兔、貂等等。空中飞禽有野鸡、天鹅、大雁等。
水生螃蟹，《契丹国志》云：“螃蟹，渤海螃蟹，红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57]陆生动物，《辽史》云：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从中得知，辽军山中捕获走兽，其中肯定有众多哺乳类动物。同书又云：同年“十一月乙未朔，……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馀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元）脱脱．辽史[Z]．卷二．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20]《辽史》对此方面记载颇多，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全辽诗话》引苏颂之《契丹帐》云：“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羶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302]显见，貂与锦羊也是狩猎之目标之一。空中之飞禽，《辽史·营卫志》“春捺钵”条有云：“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 （元）脱脱．辽史[Z]．卷三十二．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374]
三、狩猎活动之作用
（一）狩猎活动之习武功能
契丹人是擅长渔猎的民族，也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孩童时代开始，他们就练就了一身射杀飞禽走兽的本领。《全辽诗话》引贯休之《边上诗》云：“胡儿走马疾飞鸟，联翩射落云中声。”[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334]射猎技术被运用到军事行动中，使得辽军所向披靡，遂成就了享国二百余年之久的大辽帝国，使其在群雄争霸的五代十国时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辽太宗将游猎看成是亦乐亦武的事情。如，会同三年（940年）九月庚午，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上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 （元）脱脱．辽史[Z]．卷四．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48]辽朝皇帝颇好较射。如，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年）“三月乙未，清明。与诸王大臣较射，宴饮。”[ （元）脱脱．辽史[Z]．卷九．景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105]又如，“宋王曾上契丹事曰：（燕京）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 （元）脱脱．辽史[Z]．卷三十九．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485]不仅辽帝喜好射猎，就连辽后妃也是亦军亦猎的典范，《辽史》有云：“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於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元）脱脱．辽史[Z]．卷七十一．后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207]
（二）狩猎活动之经济功能
狩猎可满足契丹人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如衣料、食物、祭祀用品等。
契丹人是典型的渔猎民族，其衣料来源主要是狩猎所获，以动物的皮毛为主，如此才可以抵御北国严冬的风吹雪打。《辽史·营卫志》有云：“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 （元）脱脱．辽史[Z]．卷三十二．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373]
辽朝契丹人所需的肉类，一部分是来自于家庭畜牧业，另一部分来源于狩猎活动所得。狩猎活动所得的肉类，主要用于日常用餐、行军补给，少数用于祭祖、祭庙、祭天。例如，辽朝契丹人嗜好貔狸，其“味如豚肉而脆”，“北朝（辽朝）为珍膳。[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3]”又如，《辽史》云：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十一月乙未朔，……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馀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元）脱脱．辽史[Z]．卷二．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20]此即证实了狩猎可以补充辽将士之食用。最后，辽景宗保宁九年（977年）十二月，“猎于近郊，以所获祭天。”[ （元）脱脱．辽史[Z]．卷九．景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100]就说明祭天之物也可以是狩猎之物。
（三）狩猎活动之娱乐功能
狩猎在辽朝契丹人看来也是一种娱乐消遣活动，上至皇帝，下至大臣、百姓均有此好。如，“（萧）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 （元）脱脱．辽史[Z]．卷一百一．萧胡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436]又如，“天祚尚以四时游畋为乐，工作之费，未尝少辍”[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8]。辽天祚皇帝嗜好游猎，其左右适意奉迎，以致酿成国祸。另据《中国音乐史略》载：契丹还流行一种用海青(猎鹰)猎天鹅的习俗。当猎罢归来，即立帐宿营，皇帝在帐内休息，旁边由乐工执“小乐器”伴奏歌舞助兴。[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246]说明辽朝皇帝在狩猎归来后，会听视歌舞表演，以示助兴。
辽国大臣喜好游猎以自娱，应历（辽穆宗年号）朝之大臣尤甚之。《辽史》载：“朝臣多以言获谴，贤适乐於静退，游猎自娱，与亲朋言不及时事。”[ （元）脱脱．辽史[Z]．卷七十九．耶律贤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2]由于朝政黑暗，以至于他们不问世事，将精力投身到射猎活动之中。《契丹国志》给予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了缘由，即“（辽穆宗）性好游畋，穷冬盛夏，不废驰骋。万机事繁，蕃汉诸臣共涖之，帝不以屑意。如京东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绝，麋鹿成群，四时游猎，不离此山。[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Z]．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4]又如，“（耶律）海里俭素，不喜声利，以射猎自娱。”[ （元）脱脱．辽史[Z]．卷八十四．耶律海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1]再如，“（萧蒲离不）乾统间，……常与亲识游猎山水，……欣欣如也。”[ （元）脱脱．辽史[Z]．卷一百六．萧蒲离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468]
虽然狩猎有娱乐功用，但是一旦有雨、雪等恶劣天气发生，辽主也会停止射猎活动以自保。如，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年）“八月戊子，以雪罢猎。”[ （元）脱脱．辽史[Z]．卷二十四．道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292]又如，辽道宗寿隆（昌）四年（1098年）“夏四月辛丑，以雨，罢猎。”[ （元）脱脱．辽史[Z]．卷二十六．道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311]
结语
通过回窥千余年前契丹人的渔猎方式、使用工具、狩猎“产品”，可以为研究辽代历史打开一扇门，也可以为今人的娱乐方式提供借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实用价值、生态价值等。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贵荣点校.契丹国志[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