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洁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3010
摘 要：文化交流互鉴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是全球化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要求。西方学者采取狭义的民族主义视角来解读文化共同体，容易造成文化冲突和隔阂。而中国学者大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进行阐释，更具时代性和先进性。在文化共同体构建中，我国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和自觉，促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融合，引领平等和谐的跨文化交流合作，倡导文明共商共建共享
关键词：文化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之后，学界针对其内涵及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在诸多相关概念中，“文化共同体”逐渐得到了学者的关注。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文化共同体”的阐释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界定方式。为避免因缺少统一解读造成的内涵模糊，概念混淆的问题，本文将首先通过对比中西方学者解读视角的差异厘清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内涵，然后再从历史逻辑和现实要求两方面阐明其重要意义，最后讨论实现文化共同体的现实通路。
一、厘清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一）西方视角：源自“族群”概念的狭隘解读
“文化共同体”受到广泛研究关注主要出现在2014年后，该概念尚处于萌芽时期，尚未吸引海外学者的目光。但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也有表意相似的表述，如拥有共同文化的社群（Community of common/shared culture），这一表述主要源自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其提出可以最早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初用来描述来自不同的群体的文化互相接触的后果[1] 14 。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人类学学者的广泛应用并于1961年被录入《韦氏新国际词典》，该词典中族群被定义为：非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异教徒以及源于异邦的原始文化[2] 5。可见当时族群这一概念具有明确的排他性，主要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用来代指殖民地国家的土著文明和外族文化群体。随着其广泛运用和完善，族群的概念得以不断扩大，能够用来划分所有人类群体[3] 12。
在族群划分标准的问题上，西方学者也各有见解。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客观的因素，如领土，共同的祖先，共有的文化是用来区分族群的最重要依据[4] 31。相比之下，麦克斯韦博（Max Weber）更关注族群成员的主观情感因素对族群的构建作用，认为成员对其共有的世系抱有的主观信念是维系非血缘关系的强大纽带[5] 18。《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的作者巴斯（Fredrik Barth）则将韦博和史密斯的观点进行糅合，认为成员的主观界定和客观的文化传统在族群划分中同等重要。巴斯认为成员的主观认识决定了“我群”（ourself）和“他群”（other）的边界，而群体内部的稳定则是由共同的文化所维系的。巴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族群是“因文化边界而产生自我与他者意识的，具有特定结构的人类文化共同体”[6] 3。
不管是从族群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其内涵变迁来看，西方视角的“文化共同体”都有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族群概念提出的根源就是为殖民统治提供研究本地文明的理论武器，通过将殖民地土著文化他族化异族化来凸显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其底层逻辑是一种傲慢的文化霸权主义---将西方文明置于高位，以居高临下的入侵者姿态来看待和同化当地文化。即使随着族群内涵的扩张“西方文化-被殖民地文化”这一二元对立关系逐渐消解，族群演化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群体的理论概念，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仍未改变。族群只能包含相对单一的文化群体，其划分方式仍是种姓，氏族，领土，国别等排他性因素。而且族群作为一种分类方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而不是一视同仁，是为了构筑壁垒而不是搭建桥梁，是为了一枝独秀而不是百花齐放。这样的族群概念固然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有其重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危机。“文明冲突”，“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不可避免，极易导致异质文化的隔阂，阻碍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已然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二）中方视角：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义解读
中国学者涉及文化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对人类文化共同体做出了清晰的定义；另一类直接将其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视角来阐释本学科的理论。现有研究分散在多个学科领域，但共性之处在于都仍停留在概念释义的阶段，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第一类文献中，关于族群体育的人类学研究直接采纳了西方族群概念的释义，其理论根源和局限已在上一小节进行了讨论，故不再赘述 [7] 66。其他文献均采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其开拓性时代性包容性与西方狭义解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内最早的相关研究为1997年的《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文军认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的民族文化被不同民族的人们所认同，接受或容纳，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8] 3 。虽然彼时尚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但该学者强调的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交流，共融以及全人类对文化成果的共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可见中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前瞻性。
其他学者也均采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的解读，可从其对文化共同体的应用中得出。高宣扬肯定结构主义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之处在于其采用了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摆脱了西方中心论[9] 148。生安锋通过分析印第安文学特殊的文化身份及其蕴含的世界主义理想进一步阐释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文明的水乳交融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事实，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再保持“本真”的文化纯粹主义。由此作者提出“一个包容开放的人类文化共同体营造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基石和灵魂”[10] 126。金惠敏则批判了当前学界关于文化自信的研究中潜藏的“中国文化复兴论”的错误倾向，认为其是对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误读，更背离了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要求 [11] 63。除此之外，还有把文化共同体视角应用于文学评论和美术研究的文献，这里不再逐一列举 [12][13]。
上述研究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但在其采取的解读角度上具有高度默契。这种视角上的一致性源自传统文化对中华儿女的精神气韵，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儒家和合理念强调的和谐共生适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种层次的关系，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与发展，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不谋而合 [14] 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际交往间义利统一的姿态更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只有秉持这种既重视共同利益又不漠视人文道义的交往准则才能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限制，争取共同利益最大化[15] 16。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精神基因，多元文化融合的价值内核和文化共同体构架的基石。因此中西方学者对文化共同体释义的最大差异在于其适用范围的大小和对文明之间关系认知的不同：西方学者主张排他，认为共同体的范围局限于单一的文化社群；而中方学者则主张包融，认为共同体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有文化群体。
二、文化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
（一）历史逻辑：文明交融借鉴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虽然近几年才被提出，但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域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和融合及其对世界文明风貌的塑造早已是既定的事实。在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的论调在一些西方国家甚嚣尘上，其试图通过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和至高无上性来捍卫其岌岌可危的中心地位。但当我们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寻根溯源，方可看到绝对意义上纯粹的民族文化早已不复存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流淌着多种多样的文明基因。因此笔者将简析几个不同历史时期文明交流的典型案例，揭示文明交流对世界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
文化碰撞和种族交融早在上古中国就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华夏民族的形成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原地区考古所得的人骨资料大小和结构都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多人种起源的民族 [16] 303。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夏商周三代分属不同的东西两派族系，其民族特点和擅长的技艺也各有不同 [17] 2。三族的文化互相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使得各族鲜明的族落文化特点得以在朝代更迭间被保留下来。如商人重祭祀，其系统成熟的礼仪制度得以永续留存，并没有随着商朝的覆灭而消失，还被学者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源头[18] 117。公元前的西方也有通过帝国的对外扩张进行的文化交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及随时而来的“希腊化时代”。诸多学者认为不同于“希腊化”名称的文化单向传输意味，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埃及，小亚细亚等古老东方文明对希腊文化进行了自主地鉴别和选择从而融合出了新的文明成果，同时也在宗教哲学等领域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19] 104。伊西丝崇拜，犹太教等东方神秘宗教传入希腊，不同的宗教间交流荟萃，为基督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105。
进入中世纪之后西方文明进入停滞不前的闭塞时代，然而同时期的东方伊斯兰和中华文明却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20] 179。这种发展状况的巨大差异根植于其对文明交流的不同态度。西欧各国在教皇的统治下焚书坑儒，严霜夏零，思想管控进入了空前严苛的时代。而阿拉伯人则意识到了文化交流互鉴才是永葆文明生机的根本，组织起了长达两世纪之久的翻译运动，不仅为伊斯兰文明带去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局部范围的世界体系，更是为文艺复兴保存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珍贵文明成果[21] 16。同时期的中国同样注重多民族文化的求同存异，吐故纳新，先后迎来了开皇盛世，开元盛世，永乐盛世三大经济文化大繁荣时期。伴随着宋王朝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商业贸易的扩大，服饰，音乐，语言，社会习俗各方面的双向交流日益频繁[22] 163。宋代的戏曲和酒诗词创作中有不少少数民族的词汇，其创作风格和内容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23][24]。这一时期的深度民族融合更是打破了以往族际身份认同的藩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25] 75。宋代统治采取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方针使得多民族文化成果得以保留并融合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25] 75。
16世纪以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愈加频繁的双向交流也极大促进了中西方社会的转型。16-18世纪间，东学西传的势头更猛，此时正值我国幅员辽阔，国力雄厚的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政治文学哲学思想传入欧洲，对欧洲的社会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6] 145。我国科举制度的传入，使欧洲各国认识到了国王任人唯亲，任免随性的选官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异地为官制和御史监察制的传入更是启迪了欧洲学者关于分权制衡，改善腐败的政治思想[26] 146。20世纪之后，西学东渐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为当时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为解救中华儿女于水火，摆脱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开辟了一条光明的现实道路。
以上案例充分表明了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文明交流互鉴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希腊化”开启了中西文化的首次相遇，拉开了文明交流的序幕；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保留了珍贵的古文明成果，成为启迪文艺复兴思想家的重要精神火种，进而推动了整个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不断壮大，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分庭抗礼，相互制约的重要政治力量。可以说当今的多极化格局正是不同时期多次文明交融的产物，而现代人类社会想要继续向前发展更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对话和认同。
（二）现实要求：文化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联结全人类的必然答案
局部的文化共同体曾在世界体系形成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新的世界形势也对全人类范围的文化共同体提出了现实要求。当今的世界形势已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让信息传输的速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人民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网络社区内获得了一个统一的身份“互联网公民”;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前所未有的信息高效传输却并未加深理解和共情，反而为互相指责谩骂，制造偏见，编织信息茧房提供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航空海运网络也将各国人民在物理上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需要靠物理接触传播的疾病也愈加猖獗，显示出更大范围的破坏力。这些时代特征使得构建文化共同体势在必行，下面笔者将举两个最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全球气候变暖已然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碳负债需要整个地球一起去偿还，而受到最迫切威胁的反而是保持原生态环境的岛屿国家。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降雨量异常等问题迫使对生态环境高度依赖的岛屿居民更改了从事数代的谋生方式，搬离了祖先安息的栖息地。然而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就有效的应对措施达成共识，美国拒绝签署京都协定以及各主要碳排放国对其历史责任的漠视和逃避使巴黎协定目标的达成遥遥无期。究其内因，正是因为大部分欧美国家仍然采取了割裂的视角看待国际问题，把本国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缺少对其他国家人民现状的共情，忽略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的现状[27] 35。只有各国抛却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达成广泛的文化认同，构建关乎全人类福祉的文化共同体，才能促成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也为人类敲响了同样的警钟—--只有以同舟共济的心态建立起共同体意识才能彻底打败病毒，而妄图通过分化和歧视来打压其他国家的行为只能造成对自身的反噬。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别有用心者不顾传染病学事实，妄图将病毒种族化来打压中国，大肆传播“中国病毒”的言论[28] 12。然而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将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疫情，先前忙于攻击和指责的国家在疫情面前溃不成军，而中国则在强力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积极援助周边国家，更是无私分享中国政府的有效抗疫经验给联合国，希冀被更多国家借鉴。从中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态度来看，中方将全人类看作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将病毒看作所有国家需要携手抗击的敌人，而西方国家将臆想的我方和他方放在对立面上，只想明哲保身但最终依然深陷泥沼。
综上所述，只有将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放在一个平等交流，相互理解的环境里，构建涵盖整个人类社群的文化共同体，才能够拥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格局，不被偏见和私心左右，迎来全人类携手共赢的局面。
三、文化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一）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立稳中华文化之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世界人民更深刻地理解共同体理念背后的精神内核。因此自发肯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深刻认识到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也将文化自信视为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9]。只有切实明白我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由衷赞赏其核心内涵，才能自然转变为对我国的制度和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扎根传统，批判继承，面向未来，创新突破。
饮水思源，酌古沿今，肩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本就是文化自信题中应有之义。但传承不是不加思考的无差别采纳，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优秀的部分保留，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观念摒弃。我们要谨防中华文化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传承的要义不是文化复辟，而是古为今用[11] 63。正如新二十四孝并不是对史作的原样照搬，而是在保留孝道核心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对其进行改编和创新。埋儿奉母，卖身葬父等都属于封建社会的无奈之举，早已不再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若不加筛选地僵化应用，恐怕只会导致“愚”和“痴”，而非“孝”和“礼”。
传统文化的传承要与发展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化大众化的着力点，马克思主义也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的最佳载体，因此推动二者的融合势在必行。窦娟芳和李含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相似的实践观，集体观，辩证思想和社会理想，是二者融合的可行性基础。只要调和好两种文化在阶级立场，历史背景和表述方式上的差异，必然能够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培养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30] 82-84。徐家林更是形象地将传统文化比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成长土壤，灌溉之源和立足之本 [31] 4。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更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如下表述：“只有在共同体中每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2] 199。由此可以看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本就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课题，更是树立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必行之路。
（二）促进文化交流，博采众长，抵制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倒车
我国在积极促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融合时，也要争当加深对外交流的引领者，用中国智慧来引导更平等和谐的跨文化交流氛围。本小节将以“一带一路”为例，简要剖析我国在对外交流时应有的姿态和扮演的角色。
我国在文明交流中应采取积极主动，和平友善，兼容并包的姿态，主动提高文化话语权的同时也要尊重和包容异质文明。“一带一路”倡议成立的涵盖演艺，展会，美术，书籍，艺术的五大联盟均由我国官方牵头建设[33]。然而不同于西方在国际交流间一贯采取的片面注重本国文化输出，忽视他国文化需要的做派，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尊重多方国家的主体性，注重鼓励周边国家的自发参与，采取策略上的积极引领而非态度上的蛮横强势，努力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交流互鉴[34] 35。我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文化项目上谦逊平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展现了国际交往中应该有的大国气度和风范，与以往跨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的唯我独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采取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国不仅用实际行动抵制了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错误倾向，更有利于争取文化话语权，打破以往一直被动被西方国家捏造的画像，主动塑造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
（三）促进文化合作交流，倡导文明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构建文化共同体需要从时代的角度出发，正视人类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社会进步需要，创造跨文化交流互鉴的载体平台，开拓广泛的合作模式，加强信任机制，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文化包容、互通互鉴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政府要引导深层次，多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官方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引领主导，政策支持，搭建框架的作用。但真正深度的交流不应只局限于官方政府之间，还应该深入民间，充分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只有广大人民充分参与到文化交流中来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以“一带一路”为例，中国官方出台了诸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系列的行动计划文件，明确了倡议的总目标和重点合作领域，指明了发展方向[35]。与此同时，积极发挥高校，智库，企业等各种非政府机构的主体作用，使民间交流成为主要的交流方式，增进了各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互信互助，同时也提高了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参与感[36] 106。除此之外，文化交流应深入科技，体育，教育，旅游，卫生等各个领域，以跨文化交流为契机，促进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沿线国家互惠互利，共享发展成果。
四、结语
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学习，对文明交流的包容和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重要精神，更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基石。我国应积极为跨文化交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吸纳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促进各文明平等交流，百花齐放。同时应明确中国态度，构建互信互助的良好文化交流生态，坚决抵制一切妄图挤压其他文明生存空间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错误倾向，让和气致祥，讲信修睦的氛围在国际社会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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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成洁，女（1996-），汉族，河南焦作人，墨尔本大学社会政策研究生，研究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比较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工作评价研究。
联系方式：183172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