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抵制日货”叙事的三种维度

发表时间:2021/8/20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第11期   作者:李双双
[导读] 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是时代的产物
        李双双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中学  311100
        摘要: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是时代的产物,在精神层面与“保国权而‘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构,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救亡色彩,其话语密度、情感强度伴随中日冲突的加剧而不断增强,叙事意图也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逐步走向抗争日本军国主义,并最终汇入到抗战文学的大潮中。然而,由于创作者的来源构成较为复杂,很多人在文坛上寂寂无名,且众多文本理念先行,文学浓度有限,使得这类文学现象被长期忽略,至今仍未正式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即意图钩沉这一独特的文学景观,呈现其话语建构及意义阐释的三种维度,并择其要者进行分析。从中日关系及物质交流的角度探勘史料,发掘此类带有政治属性的文学景观,能够唤起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日本的独特交叉点、问题点,进而拓展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近现代文学;“抵制日货”;叙事
        一、反日的先声:资盗以粮的“仇货”和“敌货”
        19世纪下半叶,日本肇启扰华侵华的进程,中日关系史遂演变成为历时七十余年、以侵略和反侵略为主题的历史。抵制日货是中日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现实投射,也是民间社会用以抗争日本侵略的应激手段,从思想到实践都体现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并催生了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这种叙事同中日关系的态势演变高度共振。大体而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此类叙事话语在表述上倾向将日本隐喻或直斥为“某国”和“仇国”,日货被符号化、象征化为资盗以粮的“仇货”“敌货”以及“劣货”;创作者大多从中日贸易的视角出发,揭露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对中国步步加深的侵略和压迫,在话语建构及意义阐释上传播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由此成为“抵制日货”话语系统中的反日先声。
        二、抗战的协力:日货作为“军事侵略的助力”
        战争最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性质。1931年,日本的对华行为从政治侵扰滑向军事侵略,导致中日两国关系彻底恶化,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伴随抵制日货运动的日渐高涨以及国货运动的轰烈展开,以“抵制日货,倡用国货”为题材的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也出现井喷,书写者们着力渲染日货作为“军事侵略的助力”这一象征意义,建构反击日本侵略、塑造民族认同的独特话语策略。此类叙事的核心特征是集中表述日货消费与战争阴霾、抵制日货与抗击侵略二者间的深层关系,具有鲜明的反战意识和民族关怀,从内容到风格都表现出“抗战文学”高喊杀敌的情感特征。
        与诗歌的情绪性、浅近化不同,对日货输入给予深刻审视和理性反思的当属散文。在茅盾的作品《人造丝》中,一位“学过近三年的缫丝”的留洋归国青年看到女人们身上“花花绿绿的时髦衣料”,想起这些“东洋货”与“无烟火药”材质接近,制造工艺类似,而且“打仗的时候,人造丝厂就改成了火药局”,便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懊悔起来。作家将日货输入与日本军国主义巧妙关联,文字虽温和克制,见解却十分深刻。

主旨相近的还有小品文《当心仇货变炸弹》,该文作者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是敌货,虽然价钱比较便宜,东西好看,好玩”,却“有着血腥气味”,进而点明“我们谁愿给钱敌人造成枪炮来打自己呢?因为贪便宜买来的伶巧货是要变炸弹的”。以上两篇作品的叙事风格一个含蓄一个直白,但都从日货贸易与日常消费入手,警醒国人应见微知著,充分意识到侵略者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三、观日的自省:来自“他者”的镜鉴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复杂且微妙。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曾经以日为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取道日本来接触西方的政教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化风俗。然而,日本又是危险而暴虐的东亚“强邻”,其妄想殖民中国的军国主义野心日益暴露。中日关系的特殊性、矛盾性决定了中国人看待日本的复杂心态,部分“抵制日货”叙事既传承了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又能够秉持国际视野与人类情怀。借助日本这一“他者”来反躬自省,以探寻本国本民族的发展之道,早在晚清文学中便已初现端倪。
        19世纪末叶,清季的有识之士就从发展实业、富国强民的角度出发,详细考察并记录下日本的国情、经贸和民生状况。薛福成在其海外行旅日记中提到“亚洲诸国,酷慕西法者莫如日本,……然二十年来于富强之道,竭力整顿,颇能大著成效。即如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中国矣”,由此断言“然则讲西法以夺西商之利者,环顾亚洲,舍日本其谁属哉”。维新人士陈炽在政论文集《庸书》中也指出“夫欧洲之英吉利,东瀛之日本,皆海中岛国,物产无多,徒以工艺繁兴,后先崛起”,而且“日本官民至德者,日讲求工作商务,孳孳矻矻,学成而归……日人求其本,华人骛其末”,于是“日本之兴,其未艾乎”。这些不乏文学色彩的表述最先展示了国内文化精英以日为鉴、观日自省的意识和决心。日本的工商业态映照出晚清中国在工商实务上的松弛萎靡,也激起时人效法邻邦以求富强的不懈信念。
        四、结语
        抵制日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反抗日本侵华辱华的重要手段,并孳生出相应的文学景观。作为一种潜在而持续的话语力量,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昭示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冲突和军事角力,也折射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复杂面向,还参与建构了消费领域的民族主义话语,在民族危难、国势阽危之时发挥出特有的宣传和动员作用。然而,时代风云的裹挟也令此类作品往往主题先行,个体的消费抉择、道德评价乃至生存意义大多臣服于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限制了文本的思想含量和艺术水准向更高的层面掘进,更多具有的是历史文献价值及文化价值。总之,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是中日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历史产物,从物质交流的角度来探勘史料,既可以发现这一文学现象的独特意涵,也能为当下的国际政经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参照。
        参考文献
        [1]杨棉月,周石峰.抵制日货与民众生活[J].兰台世界,2011(11).
        [2]臧运祜.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以六个关键年度为视点的考察[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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