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蔚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湖南株洲 412011
［摘 要］疫情期间公共领域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本质是后疫情时代公民意识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建议培育新时代中国公民的公共意识、责任意识和公共文化素质，最终为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征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公民意识；机遇；挑战
随着高新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深刻调整，人的活动领域被极大拓展，人的流动性不再受限于狭隘的时空。于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公共领域”于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语境中不断扩展和延伸其概念和范围，在客观上使得普通群众广泛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并对公共空间的合理使用、公共交往的自我约束、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作为现代化必备要素之一的公民意识应运而生。
傅慧芳在《公民意识的时代性与本土化》一书中指出[1]：“公民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公民现象的主观映像，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其与国家、社会、其他公民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和反思，又包含公民对于自身在国家公共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责任的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本文中所指的公民意识主要是参考傅慧芳的定义。尽管公民意识早已应运而生，但由于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未能给公共意识生长提供良性空间，公共性发展严重滞后。陈弱水也指出[2]：“华人文化公共性的低落，是华人社会达成现代转换的大地；华人世界中许多观念、行为与环境的冲突，追根溯源，都与公民意识之淡薄有关。”所以，疫情非常态背景下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本质正是滞后的公民意识与极速扩张的公共空间和变化巨大的公共领域之间的脱节和冲突。
再加上近些年来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从全球性”反恐“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世界级风险显然不是全球化浪潮下的某个国家单靠一国一己之力能够化解的。只有站在人类的整体立场，开展世界性的团结协作，才有可能共克时艰。在此现实背景下，姓”公“而不是姓”私“的公民意识[3]，作为确证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是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过程中所展示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符合时代的主潮诉求和国家发展的大局要求。加尔布雷思认为[4]：“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因此，透过疫情期间的种种不文明表象，解读公民意识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成为后疫情时代文明回归的当务之急。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公民意识的机遇与挑战
（一）“世界公民”导向挑战民族文化认同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5]全球的资本主义过程，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使得人们逐步陌生原本熟悉的自我形象，甚至连全球地图所依据的领土、文化等相关制度和原则都在逐步瓦解。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互动愈加密切，各国公民可以在全球范围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自由流动、畅游，“超越民族国家”的特征明显。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但其隐含的消极影响值得警惕。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在国内疫情大局已定，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为重点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爆出数百名英国小留学生包机撤离回国，个别华人华侨回国避疫不服从防疫要求，以及在华外籍人士耍横不服从疫情管理要求等事件。撇开事件的性质不谈，透过此类社会现象，我们确实能清晰地感受到全球化的移民浪潮打破了传统以民族国家的地域和政治架构为限的公民身份认定标准，从而导致许多超越国界、不受国籍约束的非传统严格意义上的公民出现。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异域的文化思维，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公民意识中由于封闭的地域和同质的历史、文化、习俗等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必然会对输入国的民族心理和公民意识构成产生影响。再加上他们的多重公民身份，以及在跨国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影响下兴起的“世界公民”导向，使公民主体和行动领域变得愈加复杂广泛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传统的政府权威和国家忠诚度形成强有力的挑战[6]。国内学者吴玉军、刘娟娟[6]以苏联为例，指出日益薄弱的民族心理基础、弱化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松散的国家意识，正是导致苏联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指出[7]，目前美国公民的主要困扰之一就是多维认同。因此，如何在“世界公民“导向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形成稳定的民族心理基础，保持民族认同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成为新时代公民意识培育亟须正视的问题。
（二）“唯我式”个人主义挑战现代公德意识
在《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中，许纪霖指出[8]自1978年的社会解冻带来个人被重新发现，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重建人的主体性，再到90年代中期之后，市场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全面商业化进程加快，对人的重新塑造再次被开启。在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人的自然欲望和对功利的追求被极大释放。加上单位制解体所带来组织上的各类长效保障的丧失，广大公民在由单位人、集体人转变为自由人、社会人的独立过程中，需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可避免的风险社会中，独自承受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和各类风险[9]。因此，个体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被化约为个体的生存能力，被解放的个体也成为了孤独的原子化个人。独立、自由这些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解放力量，如今却成为了个体愈加焦虑和不安的源泉。于是，可以充当自我保护伞的唯我式个人主义应运而生。它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无视公共责任。显然，在唯我式个人主义支配下的 “利己公民”沉湎于非公共生活，重物质享受、轻精神体验，以财富的积聚能力和消费能力作为衡量的价值标准，对于与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缺乏思考和兴趣。尽管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公开表达的意愿，但却缺乏了对公共生活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有悖于现代公民意识中的公德意识和公共精神。
比如那些在隔离期间不带口罩外出跑步，嫌弃饭菜不好、集体闹绝食，只喝矿泉水不喝开水的境外输入患者们，就是典型的被唯我式个人主义支配的 “利己公民”。他们即使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也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特殊需求，而不顾公共安全风险和防疫工作大局。尽管唯我式个人主义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历史的必然，但若听之任之，长此以往不仅有悖信仰“公共“的公民意识，还会助长现实公德行为的失范和冷漠情绪在社会层面的蔓延[10]。
（三）互联网“广场式”民主挑战公民法治观念
与过去不同的是，在网络符号高速流动和信息爆炸式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只要手握键盘和鼠标，人人都能成为一个随时可以走上前台表达的意见终端。尽管网络媒体终端（电脑或手机）的使用场景是私人生活，表达的也是私人生活的感性，却能通过参与以社会化媒体为平台的公共活动，打破公、私以利益为中心的排他性，在一种超越私人情感的集体认同感中，最终形成网络领域的公共性[11]。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生活领域的内涵与外延。长期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网络强国建设等的重视，也表明网络时代的中国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善治的实现固然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但不可忽略的是，网络参与这种“广场式”民主并不能完全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12]。比如一些不良媒体会将新闻热点和网民情绪结合起来炒作，进而从精心制作的谣言或话题中牟取私利。再比如部分网络公民平时对一些被认为与己无关、是公家的问题缄口不言。可一旦这些问题被别有用心者散布、刻意引导，经过网络的聚集和放大，其愤怒、不满的情绪立刻如火山般喷发，大众舆论也逐渐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超出道德界限，形成极端化的群体意见，最后“小事情“也变成了”大事件“，闹得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在疫情期间，我们一次次见证了一些原本在日常工作中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却被放到网上进行轰轰烈烈的讨伐；一些在非常态治理背景下犯的小错误，却被放到互联网上进行”云审判“。从本质上看，法治权力和道德权力才是互联网参与能影响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源泉。但在互联网“广场式”民主的无底线挑战中， 在这种公共意见与公共权力 “对峙”的过程中，公民学到的只会是公共舆论强于法律法规的“经验“，而不是形成通过公共意见来解读法律法规的意识。由此可能产生绑架公共权威的“第四种权力”，试图凌驾于行政、法律、司法等之上。长此以往，必然有损公民的法治观念和社会的稳定和谐，阻碍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1]。
二、后疫情时代培育公民意识的路径与对策
政治学家刘瑜指出[13]，要实现制度实施成本的降低，文化是其中的有效因素。因此，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文化，让公民通过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逐渐形成一定的、稳固的认知、情感、价值观、信念等等，通过文化的具象化和社会化过程，促进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有助于提高广大公民的公共文化素质，降低各类制度的实施成本。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形成于“公民文化”这一大的理论范畴之下，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及知识传统，但它主要是在有着70多年发展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的主体内容、价值体系等也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反映[14]。因此，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文化，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其次，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健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制度安排，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管理制度、投资优惠政策等，有效保证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监督管理等，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效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局面[24]。最后，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公民享受文化发展成果和参与文化活动的能力。在不断提升我国公民文化素质的同时，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国际社会文化认同，并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交往规则的制定，让更多的中国传统智慧融入人类共同体价值体系，最终实现我国国际竞争能力的极大提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任何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既是对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的考验，也是提升文明建设的契机。但与迎接挑战、经受考验同等重要的，是对每一次重大灾难和风险的复盘和反省。尽管在此次新冠疫情当中暴露出我国公民意识的发育还不充分、公民素质亟待提升等问题，但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战胜灾难的历史。因此，灾难与文明同在，反思与修复同行。即使在疫情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公民意识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普遍而成熟的公民意识确立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
参考文献
[1] 傅慧芳.公民意识的时代性与本土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9-112.
[2]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2.
[3]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363.
[4]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M].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
[5] (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 [M].王学东、柴方国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4.
[6] 吴玉军,刘娟娟. 国家认同视域下的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及启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9):5.
[7]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东方巴别塔.2010:78.
[8]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43.
[9] 刘馨蔚.中国青年社会心态探析[J].党政干部学刊, 2020(1):16.
[10] 余潇枫.哲学人格[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94.
[11] 芦恒.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21.
[12] 熊培云.这个社会会好吗[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55.
[13] 刘瑜.给你一颗子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4.
[14] 孙友然.中国新市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刘馨蔚（ 1991- ），女，中共株洲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路径与机制研究”（19SH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