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财贸学院 宋佳文 王家文 吴学成 辽宁 兴城 125105
摘要：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村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记忆能力、认知能力、抑郁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四个精神健康变量来全面衡量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将子女性别进行区分以研究代际交往对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作用，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代际交往和频繁的通讯和见面对农村中老年人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且能减少抑郁状况，提高生活满意度。因此，通过利用子女性别的差异下的代际交往来改善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有效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农村中老年人；代际交往；精神健康；性别差异
一、引言
由于我国目前社会化养老体系并未完全成熟，大多数中老年人仍需要家庭成员提供非正式照料。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中有92.71%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照料[1]。在父母与子女的代际交往过程中，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的同时，子女也为父母提供了晚年保障和精神慰藉[2]，这种精神慰藉就是精神健康内容的体现。由于我国养老体系并未健全，农村中老年人所享有的养老服务有限，且因为农村中老年人缺乏收入来源，父母必然会将养老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3-4]（何圆、王伊攀，2015；Rupert and Zanella，2018）。探讨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记忆能力、认知能力、抑郁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四个精神健康变量来全面衡量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将性别进行区分以分析不同性别的子女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5）。该数涉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要调查对象。按照本文需要，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错填和不符合条件的样本以及本文不需要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672份样本。
（二）变量分析
1.因变量
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是本文的因变量，其中记忆能力、认知能力、抑郁状况和对生活的满意度是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
2.自变量
代际交往是本文的自变量，由于沟通是交往最直接的体现，因此见面频次与通讯频次是衡量代际交往的两个指标。交往频次是指一定时间内与某人重复交往的次数，其中通讯方式包括子女与父母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电子邮件通讯等。
为了减少其他子女可能带来的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本文以农村家庭第一个子女与父母的见面频次与交往频次表示代际交往频次，并将性别划分以探讨子女性别视角下代际交往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两部分。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自评健康；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子女距离、子女性别、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居住地、社会活动、家庭收入与代际支持。同时，为保证回归结果无误，前后剔除家庭年收入与代际经济支持1%的特殊值后加1取对数引入模型。详细内容请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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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与稳定性检验
1.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实证研究
数据表明了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实证结果。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三方面衡量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 10% 、5%和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了样本个体的子女数量和其余控制变量后，代际交往能够显著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得分、情景记忆得分和生活满意度，能显著降低农村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2.稳定性检验
为判断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稳健性，本文基于子女性别将样本进行分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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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变量见面频次的参考组是：每年<=1次；自变量通讯频次的参考组是：从来没有。控制变量中子女距离的参照组是：居家经济不独立。***，**，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经过对表2的分析，可以得出子女性别不同的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而言都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具有促进作用。具体如下：
在见面频次的分析中，女儿的见面频次的增加相较于儿子来说，父母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的估计系数更高，对父母的抑郁状况的估计系数更低，由此可得，女儿与父母的见面频次增加对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具有促进作用。与此相反，在通讯频次的分析中，儿子与父母通讯频次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比女儿大，其父母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的估计系数更高，抑郁状况的估计系数更低。由此可得，儿子与父母的通讯频次增加对父母的精神状况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以上分析，所得结果恰好证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之所以会产生性别不同的结果，究其原因是子女对父母的健康状况的侧重点不同，性别所带来的关注点和影响细节的不同，但都表明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交往无论是见面频次的增加还是通讯频次的增加都对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起促进作用，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定。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目前，养老体系还未得到充分的完善，依赖子女照料养老的模式仍占主流地位，除身体健康外，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越来越得到关注。本文在CHARLS 2015年数据的基础上，将农村中老年人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抑郁度与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将见面频次与通讯频次作为代际交往的衡量变量，研究子女性别差异视角下代际交往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中代际交往以子女与父母的见面频次和通讯频次为主，经研究发现子女见面频次和通讯频次对农村中老年人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生活满意度及抑郁状况有显著影响，即子女与父母见面和通讯越频繁，农村中老年人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越强，抑郁程度越低，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
通过上述结论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但完善的养老体系并未完全建立，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与关心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子女能够通过代际交往显著改善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对父母的精神健康的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研究发现，子女以父母间的代际交往对父母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显著，但影响途径不同，儿子更多体现在通讯频次上，而女儿更多体现在见面频次上。因此，应鼓励儿子多给父母打电话发讯息等，积极进行通讯交流，当然也不能缺少见面沟通的交往；鼓励女儿多与父母见面交流，以面对面的方式表达关心和照顾，同时也要增加通讯频次。总之，作为子女，无论哪种交往方式更有效，两者都缺一不可，更多的与父母进行沟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认知、记忆能力，或改善抑郁程度，增加生活满意度。
参考文献:
[1]穆光宗:《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2]杨菊华,2018:《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3]何圆、王伊攀,2015:《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4]Rupert,P.,and G.Zanella,2018,“Grand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59(3):89-103.
作者简介：宋佳文（1994-），男，辽宁新民人，辽宁财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