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婕[] 骆登山2
云南财经大学1.经济研究院.2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 云南昆明 650221
摘要：本文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对其2011~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十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影响因素，并对不同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进行了比较。此研究为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供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东盟十国；OFDI；区位选择；Heckman两阶段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下，东盟作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点关注对象。随着2020年11月15日，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规模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形成，此协定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也为全球产业链向区域方向调整做好了准备[1]。
一、现状分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经济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深入，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2,3,4]。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规模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底，中国OFDI流量为1369.1亿美元，同比下降4.3%，对东盟国家的OFDI流量为130.24亿美元，同比下降4.9%，占投资流量总额的9.5%。
为了对中国OFDI的现状及特点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按照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以中国的排名为参照，将东盟十国分为排名高于中国的经济体和排名低于中国的经济体[5]。其中前者包含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四个国家，后者包含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六个国家。以此标准将东盟十国分类并进行比较，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影响中国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对于促进中国—东盟合作交流以及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和风险防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作为本文的实证模型[6]，并且使用2011~2019年中国在东盟十国的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一）整体回归结果
整体回归结果中，模型1加入了所有影响因素，根据回归结果可知，hgdp（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进入决策和进入后的规模选择都有影响。在进入阶段，hgdp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规模选择阶段，市场规模表现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中国OFDI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影响力更大，且呈正向发展趋势。同理，回归结果中的nr（东道国资源禀赋）在两个阶段都显著为正，且在规模选择阶段更为显著，这表明东道国资源禀赋越高，中国对其投资的意向越强烈，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可见东盟国家丰富且廉价的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且极具吸引力。此外，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得出，ccgdp（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进入阶段显著为正，ifte（基础设施）、tech（技术水平）、import（进口依赖度）、pv（政权稳定性）和cc（腐败控制）在规模选择阶段都表现为显著，可见这些变量也对中国OFDI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为了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模型2和模型3分别去除了部分解释变量，模型2中去除了cc，模型3中去除了ccgdp。从回归结果来看，大多数变量系数平稳，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回归结果是稳定的。
从上述回归结果分析中可知，在中国OFDI选择进入阶段，东道国市场规模与资源禀赋这两个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寻求市场和资源成为中国OFDI的主要动机，然而在规模选择阶段，其则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二）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分析
不同于全样本情况下的回归，如果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因素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HDI排名高于中国的国家来看，在投资进入阶段，hgdp和import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在进入后的规模选择阶段，hgdp和ifte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import和nr也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影响中国OFDI进入与规模选择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共性，主要是hgdp、import。无论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还是进口中国产品的份额，实质上都可以归为市场动机，中国对该类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基于占领其巨大的市场，消化过剩的产能。
从HDI排名低于中国的国家来看，在投资阶段所有解释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是否选择投资该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持保守态度。对于投资规模，不同于排名高的国家的是，pv、cc会影响规模选择，这主要是由于东盟国家制度环境具有不稳定性，政治稳定、监管治理、政府效率等方面综合表现波动较大，也说明优质的制度环境是吸引中国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整体上看，中国在东盟地区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其次，在不区分国家发展程度的情况下，中国OFDI的规模选择要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主要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和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等，并且这些指标指数越高，中国对其投资规模越大。
根据以上结论，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投资与合作，不断拓宽我国的海外市场，建立友好牢固的贸易伙伴关系。
第二，持续关注影响OFDI的重要因素及其指标的变化，着重关注特定国家的指标变化，降低进入决策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
第三，规避政治风险，时刻关注特定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有效决策。
第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将现有技术成果传递到排名较低的国家并帮助东道国提升整体科技水平，增加对外投资的利润。
参考文献
[1]申雅洁.RCEP签署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1(01):74-77.
[2]Ivar Kolstad,Arne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0,47(1).
[3]王恕立,向姣姣.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财经研究,2015,41(05):134-144.
[4]文余源,杨钰倩.投资动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经济学家,2021(01):81-90.
[5]周俊敏,左雪纯.中国面向东盟十国OFDI的区位选择研究——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商学研究,2020,27(06):47-53+75.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1979,47(1).
作者简介：朱婕（1996-），女，汉族，江苏省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国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