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隆1 吕佳颢2 陈雨欣3
1.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 2.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 3.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浙江杭州 311100
[摘 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新型的协商民主模式成为城市当务之急。在转型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圆桌会》有其必然性。倡导公共理性、化解社会矛盾以及促进沟通交流是圆桌会治理的观念。为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要思考新媒体参与的难题以及构建新型的交流平台。
[关键词]：协商民主；民生议题；我们圆桌会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和制度化建设的论断启示我们，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制度能够包容和吸纳足够的社会参与。[[[][美]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秩序[M].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为此，杭州提出“民主民生”的发展战略，探索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我们圆桌会》正是这一战略下诞生的。其作为国内最早的民主协商对话节目，开播十年来，已成为杭城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民意交流平台。
一、问题的提出
“以什么样的形式推动城市的民主化进程”是我国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条件，使得公民参与成为当今我国城市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将公民积极参与的热情和行动融入到有效的城市治理中，即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城市治理过程中，使得城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包含积极、有效与充分的公民参与是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
二、治理场域：《我们圆桌会》产生的土壤
当前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背景下全方位的加速转型期，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和新旧观念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凸显。面对转型期的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协商民主纳入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之中，构建“社会共治圈”“群众共治圈”。《我们圆桌会》栏目以“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为宗旨，以“圆桌上的平等协商”与“圆桌下的有效治理”为手段，正是这一复杂背景下的产物。
三、协商共治：《我们圆桌会》运行的模式
1.倡导公共理性：“我们”治理观
公民参与创造的良好前提是要具备一个良好的治理理念，对此杭州提出了“我们”治理观，这是对公共理性价值的确认，是“让我们更好地生活”的价值彰显。它包含城市价值观、主体价值观与行动价值观三个领域，分别回答了“治理目标”“谁来治理”以及“如何治理”三个问题。
对于圆桌会而言，推动制度化的社会参与，构建理性的集体意志以及促进城市的有效治理正是“我们”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圆桌会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专家的指导、富有建设性的公民偏好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一方面，圆桌会通过调整节目录制的时间、地点，丰富参与节目的方式，为不同群体声音的加入创造便利；另一方面，其根据不同的讨论话题，吸引相关群体的介入，让这些群体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发声。
2.化解社会矛盾：“平等”沟通观
作为一个协商类栏目，圆桌会秉承的理念是为了倾听“我们”的意见，秉承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的平等观，它具备了“公平、公正、公开”的特点，既能为公众交流提供窗口，又能为化解矛盾创造条件，还能为民众监督政策提供良性渠道。
首先，是信息的公开，即用事实说话。圆桌会对选题的分析做到真实，这是市民表达观点的前提。此外，除了对事件真相的阐释，谈话过程的公开也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对话的公平，即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体现在圆桌会的交流实践中所有嘉宾有平等的发言顺序、发言权和及时回应，还体现在交流结束后，每一位代表者的意见都能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予以考虑。最后，是参与的公正，即栏目的观点得到良好的平衡。当观点过于偏颇，单纯的诘问时，专家可以提供思考的方向，评论员可以进行中立的分析，甚至主持人也可以将观点转到正轨上。
3.促进沟通交流：“多元”互动观
转型期的城市治理面临着多种难题，呼唤多元主体的互动。其一是社会分化需要理性沟通，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互动势在必行。其二是社会心态的失衡需要控制，政府需要让主流思潮引领社会运行，以遏制渐显病态的社会心理。其三是城市治理需要达成共识，推动社会结构重塑的协商交流机制。最后是社会协商平台需要构建，改变大范围、互动型以及多维度的协商交流平台以应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现状。
圆桌会始终将沟通交流贯彻运行的全过程，将各方参与主体视为一个整体，即所有人都是为杭州发展做贡献的市民，做到了“建设”而不是“破坏”，“问询”而不是“问责”，“评判”而不是“批判”，既保证了解决问题的一致性，又做到了思想火花的碰撞性。
四、整合共治：电视问政模式的思考
1.思考新媒体参与协商民主的难题
有些情况下，那些要求广泛分享决策而发出的巨大声音，可能仅仅代表着少数人的孤立意见，他们试图通过大嗓门来过去由于人数不足而缺失的事物。同样，在喧哗中，由于声音太低而未被听到的要求，有时可能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要求协商民主必须正确界定相关公众，即“必须在某个地方找到重要和不重要的利害相关人之间的分界线”[[[]Freeman,R.E.(1984).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Marshfield,MA:Pitman Publishing]]，从而打捞沉默的声音。换言之，媒体在众多意见不能盲目地追捧“草根”的声音。
2.处理好制度化参与与随机性参与的关系
协商民主不是万能的，要意识到公民参与本身不是是非评判的标准。在学界，许多观点暗示着公民参与将推进任何决策的有效性；而在实践中，官员却存在认为公民参与是对其管理权干预的认知。这两者都存在谬误，要意识到，协商民主既能带来重要的收益，也存在可能的严重风险。而为了使协商民主的优势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必须结合随机性的变量。概言之，就是要发现公民参与方式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优势所在，将公民参与视为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不同参与程度，采取不同参与形式的过程。[[[] [美]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处理好媒体平台与政府的关系
媒体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为做好公共政策的互动工作，必须与政府协调关系。多数群众认为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是一个关键变量，可见电视问政这类媒体平台的讨论结果需要受到政府部门重视，这才能使得市民对此类节目的信任度才会提升。但媒体并不是政府的宣传部门，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监督公器，但这一监督是需要在政府理性理念的主导下开展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