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虎
武汉工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关键词 楚商国学 配给思维 交换思维 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
摘要 “楚商国学”在外延上包含了“商”与“楚”、“楚商”与“国学”的结合，其内涵是指国学，至少是国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原则在商活动与商思维，特别是楚商活动与楚商思维中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楚商”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典籍中十分精彩的内容，它本身已经成为国学的讲述对象；早东周以前，湖北地区就形成了以武汉为支点，以随枣走廊为通道的中国南北商道，楚国商业的发达对楚国的兴起着决定性作用；商品交换的中“各以其有易所无”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有无互通、无中生有，它不仅催生老子之学，而且也形成了南方学者的崇尚虚无、祖述老庄的玄风，这至少构成了中国国学的半壁江山。
在武汉的以大商科为基础的大学讲堂里讲述国学与楚文化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引出一个新的范畴，这就是“楚商国学”。这个范畴的引入很有可能招来非议，但是我仍然坚持使用“楚商国学”这个范畴，并将它作为研究国学的一个视角。为了防止在理解或讨论的过程中出现分岔口的现象，我首先对自己所使用的“楚商国学”这个范畴下一个定义。“楚商国学”是一个跨界性色彩很强烈的范畴。从外延上看，它至少包含了“商”与“楚”、“楚商”与“国学”的结合；而其内涵则是指国学，至少是国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原则在商活动与商思维结构，特别是楚商活动与楚商思维中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简言之，是指在楚商活动与楚商思维结构中形成的传统理论，而今天被称为国学的东西。本文将从“商”与“楚”的结合：楚以商而兴；楚商与国学的结合：渊源于交换活动中的国学；楚商国学中的若干重要理论举要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人们可以反对这些内容，但是基于上述定义而来的“楚商国学论”在逻辑层面却是出合乎论理规则的理论解释。
一、“商”与“楚”的结合：楚以商而兴
将“商”与“楚”结合起来形成“楚商”概念，首先源于今天的湖北商人对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湖北省共有16家企业榜上有名，位次最靠前的列第51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各大商帮的称谓中，湖北商人却难以有一席之位。多年来，湖北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或被称为“鄂商”，或被称为“汉商”，或者直呼“湖北商人”。面对闻名全国的晋商、浙商，素有“九头鸟”之称的湖北商人在很长时间内却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商帮命名。不过，近年经过广泛的讨论，湖北企业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共识：湖北的先人主要是楚人，楚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先秦时期的楚国都市繁华，店铺林立，其富裕程度超过吴越，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商业文化浓厚，所以历史上的湖北应该有楚商之实。承接这种历史渊源，越来越多的湖北商人认为，他们这个商帮群体应该被命名为“楚商”。
考诸典籍，历史上虽然没有“楚商”之名，但却有“楚商”之实。“楚商”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典籍中十分精彩的内容，它本身已经成为国学的讲述对象，“楚商”已经是“国学”的。
在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时代，我们就能看到楚商的源头。六经之首《易经》记载：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这就是说，炎帝神农氏不仅开创了原始商业，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噬嗑》卦。王弼注：“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异方之所合，设法以合物，噬嗑之义也。”孔颖达《正义》云:“日中为市,聚合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象物噬啮乃得通也。”只不过，《系辞》将在“日中为市”基础上形成的《噬嗑》颠倒式地表述为：先有噬嗑，后才有“日中为市”。如果我们将此再颠倒过来，就会发现一个国学之谜：神农氏的“日中为市”是国学经典周易的重要源头。
炎帝神农氏是三皇中的代表。古多典籍记载炎帝神农氏生于湖北随州的厉山石室，因此炎帝神农文化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农祖，也是商祖，他所开创的原始商道，构成了易经《噬嗑》的思想源头。
进入夏商周三代以来，荆楚大地“聚天下之货”的商业活动已经非常发达。整个商代，商业都是很发达的。金文族徽一类是人背贝串的图像，它们是贸易为业氏族的族徽，显示了商人在国学起源期处于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2】商周时期齐鲁梁楚都是商业发达之地，所以有“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之称【3】。西周翦商建国后，多次对南发动战争，昭王南征就是其中一例。战争的原因，多与南方的铜资源有关。周王朝通过战争开辟出一条将南方的铜输入中原的商道，历史上称之为“金道锡行”。关于“金道锡行”可见于出土的曾国青铜铭文。如已经出土的曾伯漆簠铭文记载：“惟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漆悊圣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卑方。余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文考。天赐之福。曾叚不黄耈，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享。”据专家考证，“金道锡行”这条商道是指随州、南阳、黄冈、麻城、桐柏—大别山之间的隘道，它分两条支线，其一为湖南的锡料，经湘水到长沙和岳阳一带，然后经长江水路到武汉北部（如黄陂地区）；其二为鄂东南如大冶地区的铜料、赣北的锡料经长江水路到达武汉。这两路原料在武汉一带汇集，经孝感、随州，沿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北经方城、叶县到达洛阳及中原 南阳盆地经方城、叶县到中原的路线，即文献所谓的“夏路”。
因此早东周以前，湖北地区就形成了以武汉为支点，以随枣走廊为通道的中国南北商道。曾随国虽然不是楚国，但在楚国一样，都属于今天的湖北省辖区，曾之商，在今天的湖北区划内可以概括了“楚商”这范畴内。但是，与商帮概念不同的是，本文在“楚商”这范畴内突出的不是地域性功能，而是商功能，也就是说，在本文“楚商”这范畴内突出的是商业对楚国兴起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时期商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大，例如郑国的商人与其国君立契。《左传·昭公十六年》：“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当时的楚国与商人是否立有契约，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楚国的商业十分发达，对楚国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已经出土的鄂君启节便是楚国商业发达的见证。195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寿县东郊丘家花园出土了车节3件 、 舟节1件, 自铭“金节”。四年之后又在寿县出土舟节1件、舟节2件、车节3件，它们合在一起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是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鄂君启经商时的水、陆运输免税通行证。鄂君启系怀王之子，字子皙。铭文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楚国外贸发达，大商人如鄂君启，甚至成为楚国的封君，可以组织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长途贩运商品。一次出境的大轮多达250艘、匹马多达2500匹，说明楚国商业的运输规模极大。其次商人在楚国的地位极高。齐国也重视商人，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4】齐之“三宝”中无“士”而有“商”。与齐相比，楚之重商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将商业视为百业之首。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军讨伐郑国时能做到“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这个记载说明，楚人以商为“四民”（即“商、农、工、贾”）之首，反映了春秋早期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以及商贾在楚国的特殊地位。秦秋时期的楚国即使处于战争之中，国内百业还是有序进行，人民没有感觉到负担增重，原因是“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楚人重商，重视从商品到货币转化这一环节，特别强调对金钱的占有。楚王认“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5】他把金钱上升到了拜物教的高度。《管子·轻重戊》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想征服楚国，但楚国军事实力强大，攻打楚国，齐不一定能实现目的。管子向桓公献出了商战之策。既然楚人认为金钱是“国之所以存”的东西，那么可以设法让楚国走上疯狂存钱而轻视粮食生产的道路。楚国盛产野鹿，开始在楚国并不值钱，但是齐桓公利用楚人重金钱轻实物的拜物教心理，有意抬高野鹿的价格，楚王大喜，认为这是楚国之福。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楚国开始全民性地“释其耕农而田鹿”，结果是农业荒芜，粮食短缺。而当楚国用堆积如山的金钱去购买齐国的粮食时，齐国却关闭了国门，楚国有钱却无粮可购。国人无粮可食，楚国终于屈服了齐国。这个教训对楚人是深刻的，可能影响了楚人对商与农关系的看法，使楚人认识到与农业相比，农是本，商是末，不过楚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商，而是强调农商两利。春秋末期的楚人范蠡，入仕越国，官拜上大夫，他就是以商道辅佐越国勾践成就霸业的。不过他不再是强调金钱是“国之所以存”的东西，而是治国强调“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就是照顾农与商的双方利益，实行“平粜齐物”的价格机制。范蠡的这种治国理论反映了楚商历史地位的变化，春秋早期商在楚居首位，春秋晚期被称为“末”。尽管如此，范蠡还是坚持平粜齐物，使“农末俱利”。
二、楚商与国学的结合：渊源于交换活动中的国学
“国学”一词于《周礼》即有之，如《春官宗伯·乐师》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其中所包含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爱国精神等等是构成国学的重要内容。不过“国学”并不是单纯的观念世界，而是与包括楚商在内的交换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客观存在的交换活动未必就是国学，但是国学一定是从交换活动中产生的。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性问题。属于意识形态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爱国精神都起源于人们的生产与交换方式。例如有日本学者研究发现，“从泛神论到巫术—宗教—普世宗教的发展，便可以视作交换样式的变化。”【6】我们提出楚商与国学的结合问题的目的，便是揭示国学在包括楚商在内的交换活动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国国学的起源与有两大交换活动方式有关。一是青铜礼制基础的交换活动方式，二是有无互易为基础的商品交换方式。国学最初的形成与青铜器的使用有关，因为青铜器如鼎、簋、甗、鬲、俎、豆、簠等都是礼器，所表现的是渗透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等级关系，人们称之为礼。这个“礼”其实就是国学的灵魂，正如清代学者淩廷堪所说?：“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从礼器的使用来看，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器具是不同的。这背后的原因是，器具的使用规定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制度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可以、也应该，从它们固有的品质上当作技术和美术来看和加以欣赏。它们的特别用途可以在它们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如餐食、仪式和战斗）的背景上加以理解。青铜器可以在它们将它们所在的社会加以维持上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加以考察。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青铜器的关键是三代的权力机构。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文明要靠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7】这种分配，其实就是配给，儒家的“礼”正是以配给为基础。国学最初的形成不仅与青铜器的使用有关，而且与商品交换有关。分配方式中仅有配给，不能保证生活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山西有的，山东不一定有，反之亦然；江南出的，龙门、碣石北不一定有，反之亦然。但是人民不仅喜欢已经有的，而且喜欢本地没有的。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8】通过商品交换，有无互通，也就有了生活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等级配给与商品交换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前者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形成的，人们生产出既定的劳动产品，然后再根据等级规定将这些产品分配给各个成员，所以从思维方式上看，配给制强调的是“以有生有”，即我首先要有这类东西，然后才能将它们分成若干份，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社会成员就这样被封闭在“有”的世界里，言听视动都要以此“有”为边界，这是一种“配给思维”。后者是在开放的社会里形成的。“以有生有”的配给思维是有缺陷的，因为一个地区有的东西，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有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没有。配给方式不能使没有的东西变成为有。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商品交换活动相联系。恰恰是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存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的现象也就出现了。我没有这台电脑，但在商品交换中，别人有的东西填补了我的无；我有的东西也填补了别人的无。“人必假物以为用，而所产之物复各不同，各以其有易所无，而贸易以兴。”【9】商品交换的中“各以其有易所无”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有无互通，无中生有。在“以有生有”的配给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学传统是儒家。我们看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其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是“从有到有”，对问题的思考是围绕“有”而展开的。作为六经之首的《易传》谓“富有之谓大业”，强调的是“富有”为“业”。“礼生于有”。【10】孔子思想以“有”为出发点，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试以《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为例，“父母在”一语中的“在”表示“存在”或者“有”，而“游必有方”中的“有方”也是表示“存在”或者“有”，这个话里包含了“有方”从“在”而生的意思。因此在孔子《论语》中从有到有普遍的思维模式，这是礼教分配方式的概念表达。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孔子思想中，也有由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价值观，比如《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曾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在清华大学收藏竹简的儒书《治政之道》中，儒家有“君臣之相事，譬之犹市贾之交易，则有利焉”的思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配给思维是儒家文化的主流。
在有无互通、无中生有的交换思维基础上产生了国学传统中的道家。“楚国之壤，北有汉江，南有湘潇，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11】刘师培将老子之学起于楚国的原因归结为地理环境。其实地理环境是一种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的原因是楚国的物质生产方式，前面已经认证，商则是楚国物质生产方式中具有决定性因素。是楚国的商业发展决定了老子之学的兴起。这一点，也体现在老子书中。老子书有一个很关键的经济学概念，这就是“贵”，也就是所谓的“价格”。老子“不贵难得之货”，“难得之货”属于“有”的范畴；他“贵”的是“无”。这种“贵无”的交换思维主张有无互通，如《老子》第2章云:“有无相生”；强调有生于无，如第 40 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正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当然，从这种交换思维中所结出的学术之果不仅是老子之学，老子之学只是最初成果，此后“迨及东晋六朝，南方学者崇尚虚无，祖述老庄以大畅玄风”等等。【1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05页）
总而言之，中国国学起源于中国人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方式。就交换方式而方，配给制及其思维方式主要是儒家文化、北方文化的社会基础，交换制及其思维方式主要是道家文化、南方文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中国的国学中有中国商人的贡献，而楚商的贡献在于催生了道家文化与南方文化，这里有国学构成的半壁江山。
三、楚商国学中的若干重要理论举要
“楚商国学”这个范畴强调的是国学，而不是在商言商的东西。在“楚商国学”里，有楚商的生意经或所谓商战兵法，但更多地是楚人依据商思维对国学中的若干重要理论进行的阐释。楚商国学论意味着商人及其思维对国学的形成以及若干重大国学理论的阐述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楚商贡献尤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从秦汉以前的典籍中整理出了如下例证。
一是楚商生意经。据《史记》记载，楚人范蠡在的平粜齐物，“农末俱利”学说，还配有一套生意经。这套生意经可能受益于他的同僚计然，但是这是治国经商所坚持的。主要内容是：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范蠡以此治理越国，结果是越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
楚商生意经强调“物美货实”。不仅要讲究实用内容的实在，而且也追求产品形式上的华美，追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物美货实”。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曾讲了一个“椟还其珠”的楚商故事，说是有一个楚国珠宝商在郑做珠宝生意。在将珠宝投入市场之前，他选用上等木材做成匣子，并在木匣上刻上精致花纹，同时选用名贵香料，把盒子薰得香气迷人，然后将珠宝包装起来。到了市场后，他的珠宝果然深深地吸引住了郑国人，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郑人却将珠宝还给他，仅仅留下了那精致美丽的木匣。最最讲这个故事的，是韩非子。其云：“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13】 这个故事常常用来讽喻“文浮于理，末胜其本”的形式主义，如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云“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复在于兹矣。”“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当然不好，但是楚人用精致的形式以实现“物美”，而“物美”之内却藏着“货实”，力求“物美”与“货实”的统一却是不错的。
楚商生意经强调“质量经济学”。楚商在经营中注重强调货物的使用价值，即强调货物的“有之以为利”。对楚人、楚商比较鄙视的韩非子就喜欢讲楚商的故事，其中一例便是一个卖矛与盾的楚商，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不是宣传自己货物的“物美价廉”，而是强调它们在使用价值上的实用，以至于出现了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韩非子说：“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14】从商品概念来分析，“盾之坚”与“矛之利”都属于“使用价值”的范畴，“盾之坚”“矛之利”都属于“使用价值”，也就是属于“质量”。与过分强调商品价值的一些经济学家相比，在商品这个概念中，楚商所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韩非所讲的这个楚商故事或许是真实的，虽然这个楚商在誉其矛与盾的质量时夸过了头，以至于忘记了“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是“不可同世而立”的这一事实。韩非子从楚国“军火商人”在“两不可”者间企图实现“同世而立”的“两可”错误中，敏锐地发现了国学所要遵循的逻辑学不矛盾律，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楚商对商品中使用价值及其质量问题的强调，即追求“有之以为利”并不错，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楚商已经有了“质量经济学”的思想萌芽。
二是楚商的爱国大义观 。商人是关于抓着机遇的社会群体，但在爱国这件事上，楚商守大义却不投机。庄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楚商故事：公元前506年，楚国被吴、唐、蔡三国联军攻破后，屠羊说选择了跟随楚昭王逃亡，大概是为了杀羊给昭王吃吧？昭王返回楚后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赏赐到屠羊说时，屠羊说却说，当年大王丧失了国土，他自己也失去了屠宰羊牲的职业；大王返归楚国，他得以重操旧业，从业的报酬已经得到恢复，又何必赏赐！昭王强令接受奖赏，屠羊说说，大王失去楚国不是为臣的过失，所以他跟随大王是不愿坐以待毙；大王返归楚国也不是为臣的功劳，所以不该接受赏赐。楚昭王想接见屠羊说，可屠羊说却说，按照楚国的法令，必定有大功的人重赏后方才能够得到接见的礼遇，他的才智不足以使国家得到保全而勇力又不足以使敌寇受到歼灭。吴军攻入郢都，他惧危难而躲避敌寇，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在外逃亡。如今大王意欲弃置法令和制度来接见他，这不是他所希望传闻天下的办法。楚昭王打算以三卿之位来延请他，但是屠羊说知道后却说，三卿的高位比起屠宰羊牲的作坊实在是高贵得多；优厚的俸禄比起屠宰羊牲的报酬实在是丰厚得多；然而，怎么可以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蒙受胡乱施舍的坏名声呢！楚商屠羊说于是拒不接受封赏。【15】
无独有偶。在楚昭王狼狈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楚商对保护昭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鑢金。《左传·定公四年》在介绍随侯退吴军之后，紧接着写道“鑢金初官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这个“鑢金”原是子期氏是家臣，《汉书古今人表》称鑢金，为“楚大夫”。“鑢金”之“鑢”，据《说文解字·金部》：“鑢，厝铜铁也。”段玉裁注：“厉铜铁谓之鑢。”可见作为子期氏家臣的“鑢金”实际是个铜匠，但经常在随国做生意，与随侯有生意上的往来。吴、唐、蔡与楚战时，他正在随国。楚昭王奔随时，他曾与随侯约定不要把楚昭王交给吴国。随侯遵约保护了楚昭王。此后昭王打算让他代表楚国与随侯订约，但鑢金却以不敢因为君王处于困难而谋求私利为由辞谢，楚昭王于是割破子期胸口的皮，取其血与随国订立了盟誓。可见楚商在爱财与爱国的问题上，绝不借有功对国之机谋个人利益，这叫富而有道。
三是楚商学术。楚商的理论创造不仅包括对商道经营的理论总结，这是实用层面的理论，而且包括以商治国的理论主张，更有学者将商道上升为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生活，从商道中概括出了人生观、价值观与宇宙观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孟子》书中就讲述了一个楚商传播“神农之言”的故事。这个人就是穿粗麻布衣服，靠编鞋织席为生的楚人许行。 许行的神农之言主张理想的生活“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从此之道将是“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即是说，顺从许子的学说，市价就不会不同，国都里就没有欺诈行为。即使让身高五尺的孩子到市集去，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和丝织品，长短相同价钱就相同；麻线和丝絮，轻重相同价钱就相同；五谷粮食，数量相同价钱就相同；鞋子，大小相同价钱就相同。许行不仅是此理论的主张者，而且是此主张的践行者。它虽然招致孟子的激烈批判，认为它是一种否定社会分工、否认阶级对立的落后理论，但是这种以“市贾不贰,国中无伪”为基础的大同学说，在北方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儒门弟子陈相了解到许行的学说后完全放弃了他原来所学的东西而向许行学习。【16】
楚商中不仅形成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神农之言，而且形成了原始的共产主义理论。先秦形名之学的主要代——公孙龙曾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是楚王田猎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其“左右请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矣，何必 楚乎？’若是者，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也。”【17】弓，本来是楚王的私人财产，所以有“丧其弓”之说。但楚王却认为这弓同时是楚人的共有财产，所以说是“楚人遗弓，楚人得之”，不存在因遗失而寻找的问题。公孙龙，《集解》引郑玄曰“楚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卫人。今天看来，他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讲的楚国商业故事即楚王丧其弓包含了楚人的原始共产主义追求。这对孔子的思想有影响。因为孔子听说这件事后，一方面称赞楚王的仁义，但另外一方面又批评楚王的仁义不够彻底，因为楚王的共产主义还是狭隘的，仅限于楚，应该却掉“楚”字，是“人得之而已矣”。这样，孔子就从所有制的角度将狭隘的共产主义扩展为全人类的美好追求。公孙龙讲这个故事时，在场的孔子后人没有否认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这意味着公孙龙所讲可信度很高。
其实，公孙龙所讲述楚王丧其弓了一个故事，其实并不完整，因为他隐去了老子对楚王丧弓一事的看法，而恰恰是这个看法包含了道家哲学的精髓。此事在《吕氏春秋·贵公》中的记载是：“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18】孔子仅去“荆”，还是有人得之与人失之的区别，老子听说此事后，不仅在去“荆”字，而且也要去掉“人”字，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得失之分了，这就是说，楚王丧其弓了一事，在孔子那里虽然突破了“荆人遗之，荆人得之”的所有制局限，达到了人类大同的境界，但是它毕竟还在“人遗之，人得之”的所有制笼子里，而老子荆、人皆去，虽然有弓之利，但得失已经无。《吕氏春秋·贵公》的作者评价：“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从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到人失之人得之，楚商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向普遍性迈进了，而从人失之人得之到失之得之，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向普遍性迈进了一步，它变成了一种得即失，失即得的宇宙观，这正是老子之学。
结论
楚商不仅是一个商帮概念，更是揭示商在楚国历史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历史性范畴。历史上虽然没有“楚商”之名，但却有“楚商”之实。“楚商”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典籍中十分精彩的内容，它本身已经成为国学的讲述对象，楚国的商业十分发达，对楚国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楚国史的内容。楚商活动中包含贵无的交换思维方式，它不仅催生老子之学，而且也形成了南方学者的崇尚虚无、祖述老庄的玄风，这构成了中国国学的半壁江山。
【1】《周易·系辞上》
【2】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2页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4】《六韬·六守》
【5】《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
【6】【日本】柄谷行人著《哲学的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3页
【8】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9】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80页
【10】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1】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03页
【1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05页
【13】《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4】《韩非子·难一》
【15】《庄子·让王》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公孙龙子·迹府》
【18】《吕氏春秋·贵公》
王文虎，1963年4月，男，湖北随州，武汉工商学院囯学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本科，武汉工商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转型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