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玉刚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本文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中央八项规定等党内法规实施以来，对人民的廉政感知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党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人民的清廉感知具有正向影响，干部执行公务遵纪守法行为、干部违反法律规党纪的行为是否受到严肃处理对人民的廉政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干部违反法律规党纪的行为是否受到严肃处理对人民廉政感知的影响最显著；干部执行公务遵纪守法行为对人民廉政感知的影响次之。
关键词：党政法规；廉政感知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
倪星、李珠认为清廉感知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党员干部的廉洁程度的主观评价（倪星、李珠，2016）倪星认为人民的腐败感知越低，清廉感知越高，因此这两个相反的概念可以相互借鉴使用，腐败与廉政是一对相反的词语。陈永进认为“腐败感知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腐败程度的主观评价认知，会影响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陈永进、卢远交，2019）;倪星和孙宗锋认为，“政府的反腐努力与人民的腐败感知之间不相关”(倪星,孙宗锋 2015)；孙宗锋、杨丽天晴研究发现“政府的反腐努力与人民对政府的廉政感知关系不显著”，“政府反腐努力及其反腐成果严重影响人民的腐感知，反腐努力及其反腐成果反而会提高人民对政府行为的的腐败感知”（孙宗 锋、杨丽天晴，2016）；倪星、孙宗锋调研究发现，因为“在政府政务信息不透明、制度不健全情况下，政府反腐努力及其取得反腐成果并不会降低人民对政府行为的腐败认知，反而提高人民对政府行为的腐败感知”；人民对政府反腐行为的不满意，反而提高人民对政府行为的腐败感知，降低人民对政府行为的清廉感知”。（倪星、孙宗锋，2015 ）
（二）党的法律政策法规
刘金程，宋伟认为“依法行政可以有效制约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力，防止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力滥用”（刘金程，宋伟，2012）；廖永安等人认为“滥用公共权力会促进政府的腐败行为发生”（廖永安，李世锋，2016）；廖永安认为“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公共权力界限规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对使用公权力的条件越明确，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使用公权力行为进行监督”（廖永安 李世锋，2016）。
因此，根据现有的研究，本文假定党的法律规章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党员干部遵纪守法，越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政府及其人员的廉政感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行为对提高人们的廉政感知具有显著影响。
H2: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到严肃处理，对提高人们的廉政感知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文献回顾，关于廉政感知的研究，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人民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关于政策法规制度的实施对于人民廉政感知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不能探讨政策法规实施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廉政感知以及哪种因素对提高人民廉政感知最显著，本文基于CGSS2015，探讨政策法规的实施是否提高了人民的廉政感知。
本文的政策法规制度的实施对人们廉政感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探讨党的法律规章制度实施以来的有效性，指导党的的政策法律规制实施方向与重点，弥补反腐监督短板，实现对所有使用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二、样本状况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5年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5年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经过数据清理，去掉一些乱答、错答的样本，获得有效样本2108个。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廉政感知，本文通过对本地国家干部、警察、法官、检察官、各类党政公职人员的清廉程度总体评价。测量本文的因变量廉政感知，从普遍非常腐败到普遍非常廉洁，赋值1-5，分值越高，党员清廉程度越高。员的评价加总以后，再求为了保证问卷问题的信度，因此对测量廉政感知的5个问题进行信度分析，经测试，信度系数 kmo值为 0.860，因此选取问题信度较好。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命名为“清廉感知”因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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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党的各项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本文用如何评价党组织领导、党组织办事人员、普通党员、对党员的总体评价”四类人员遵纪守法，测量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在现实执法过程中的实施情况，从普遍违法乱纪到普遍遵纪守法，赋值1-5分，分值越高，党员的遵纪守法意识越强；违反党规党纪是否都受到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测量党员干部违法乱纪以后是否会严肃处理，从几乎没有受到严肃处理到几乎都受到严肃处理，故障1-5分，被调查者的数值越大，说明党员违法乱纪以后会受到严肃处理。
（三）回归分析
我们将廉政感知因子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采用逐步纳入的方法在模型1中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中我们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干部遵纪守法变量，模型3中我们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违法以后严肃处理变量，模型4中我们加入所有变量，探讨所有变量共同对廉政感知的影响，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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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显示了控制变量对人们腐败感知的影响，R平方值为 0.59，说明模型较好，相关控制变量对人民的廉政感知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通过模型 1 可以看出年龄、政治面貌、政治参与、性别、社会信任、幸福与人民的廉政感知显著正相关，即人们的年龄、政治面貌、政治参与、性别、社会信任、幸福感越高，人民对政府的廉政感知越高，但是教育程度与人们的廉政感知显著负相关，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廉政感知越低，其他控制变量与人们的廉政感知相关度不显著。
模型2显示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干部遵纪守法对人们廉政感知的影响，模型2的R平方值为 0.427，说明相关控制变量、自变量对人民的廉政感知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通过模型2可以看出干部遵纪守法与人民的廉政感知显著正相关，即干部在执法工作过程中遵纪守法的行为，可以提高人民的廉政感知，党组织领导、党组织办事人、党员的总体遵纪守法对人们的廉政感知最高，普通党员遵纪守法人们的廉政感知最低。控制变量与人民的廉政感知的影响与模型一差不多一致。
模型3显示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干部违法以后的处理情况，对人们廉政感知的影响，模型3的R平方值为 0.245，通过模型3可以看出干部违法乱纪以后的处理情况与人民的廉政感知显著正相关，即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违法乱纪以后的处理情况，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廉政感知，但是与模型2相比，干部违法乱纪以后的处理情况与人民的廉政感知的影响高于模型二的每种类型干部工作过程中遵纪守法行为对人们廉政感知的影响，说明人们比较重视干部违法以后的处理情况，如果得到了处理，人们会感觉政府比较公正，进而提高了政府的清廉形象。控制变量与人民的廉政感知的影响与其他模型差不多。
模型4显示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干部遵纪守法与干部违法以后严肃处理，对人们廉政感知的影响，模型4的R平方值为 0.455，说明相关控制变量、自变量对人民的廉政感知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自变量各种类型干部遵纪守法行为以及干部违法乱纪严肃处理情况与人们的廉政感知显著正相关，即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遵纪守法行为、违法乱纪以后的严肃处理情况，可以提高人民的廉政感知。基于此，本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三、结论
本文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中央八项规定、党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人民的腐败感知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党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人民的廉政感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党员干部执行公务遵纪守法行为、党员干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到严肃处理对人民的廉政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干部违法受到严肃处理对人民廉政感知正面影响最显著，而党员干部执行公务遵纪守法行为对人民的廉政感知正向影响次之。
根据研究结论为提高人民的廉政感知，本文认为党和国家应该：干部执行公务时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办事，降低人民的腐败感知，提高党和政府的廉政形象；严肃党内法规，加强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严肃处理一切违法纪行为，降低人们的腐败感知，提高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中央八项规定、党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反腐努力以及取得反腐成果，对人民廉政感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只有CGSS2015年的问卷题目涉及党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所以不能探讨党内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人民廉政感知影响的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1]倪星,李珠.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6,3.
[2]陈永进,杨 莹,卢远交.公众腐败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基于第四波ABS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4 .
[3]陈永进,卢远.腐败感知研究进展及启示[J].交现代商贸工业,2019,16.
[4]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基于 G 省的实证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5,1.
[5]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一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5,1.
作者简介：闵玉刚（1989.02.10-）男，汉族，山东省滕州市，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